早期马克思认为,人民理性是基于人民感性生活,并作为精神发展之最高阶段的社会意志;它旨在从人民的现实生活中发掘理性的客观性。因此,虽然早期马克思的人民理性思想仍囿于黑格尔哲学的保守体系,但它从人民的现实出发展开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批判与深刻的哲学思考,革命性地把人民与理性统一起来。早期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研究为我国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深层的理论支撑,有重大现实意义。黑格尔哲学的解体意味着德国思辨哲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其内部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理论矛盾:体系与方法的对立。青年黑格尔运动通过对宗教的全面批判,在“自我意识”中为理性找到了自由之路。他们极端地发挥了主体的能动性原则,在冲破黑格尔哲学封建保守之体系的同时,又过犹不及。这个错误,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纠正。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提出了“定在中的自由”概念,意在把完全沉溺于“自我意识”中的理性,与主体之外的客观世界联系起来,找到与德国现实相切近的理论空间,这也为人民理性思想奠定了理论基调。《莱茵报》是“人民理性”的诞生地。马克思以“人民理性”为核心依据,对出版自由问题、等级制度问题、社会贫困问题、思想言论问题等社会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刻地剖析。“人民理性”的内涵由其定义和内在逻辑组成。从形式看,“人民理性”是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从内容看,“人民理性”是基于人民感性生活的社会意志。普遍的自由、现实的精神、理性人民性共同构成了“人民理性”的内在逻辑。普遍的自由是“人民理性”的哲学前提。普遍的自由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意志自由,它更注重人的发展的自由;普遍的自由同样区别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潮中的形式自由,它更注重实质上的自由。现实的精神是“人民理性”的基本内核。在黑格尔那里,国家精神是理性的最高体现,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人民精神才能体现理性的真理一面,才是真正的“现实”,即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当中。理性人民性是“人民理性”的理论旨归。理性的发展史说明了,在马克思之前,理性始终被认为是脱离人民,甚至与人民对立的圣神的存在。而马克思则把理性建立在人民的感性实践之上,并把国家与人民统一起来,从而把理性与人民性统一起来。“人民理性”的四重论域是人民理性思想的外延,它以批判的形式展开。首先,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马克思认为,无论是斯特劳斯还是鲍威尔,抑或是费尔巴哈的批判,都没能切中宗教批判的本质。只有把人们的精神世界理解为世俗物质生活的对象化,并力图通过改变现实的交往关系来解放宗教,才能真正通达人的解放。其次,伦理—道德的批判是对封建社会根基的批判。以往的一切伦理学与道德实践都断绝了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关系,而成为玄虚纯粹的主观意识活动。但马克思则把伦理道德建立在具体的人的历史发展之上。再次,法的批判是对现代国家的理论形态的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是现代国家在理论上的体现,它把国家与法看成精神发展的最高形态。法的批判旨在重置这一层关系,把人民意志看作国家的来源与法的根本。最后,市民社会的批判真正切中了批判的核心。市民社会的本质是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宗教的关系、伦理的关系、法的关系归根结底都是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因此一切批判必须统一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切中问题的核心。在唯物史观中,我们可以找到马克思批判性地发展人民理性思想的痕迹。第一、马克思的实践观之所以能成为其哲学革命的标志,正是因为他深入到了人民的现实生活过程中,从而真正掌握到了感性与理性、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人民理性”在哲学上的扬弃。第二、唯物史观中的阶级理论直接承袭了“人民理性”中的人民立场。它把人民放入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来剖析,并把阶级意识上升为最高的社会意志。第三、社会革命是“人民理性”在实践领域的发挥。革命的本质是生产关系、政治关系等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因此革命的主体是人民,它的精神主导是人民意志。第四、黑格尔把国家凌驾于人民之上,而马克思的国家观则重置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把人民看成国家的根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人民普遍意志的最高体现。第五、由想象的理性构建出的社会理想是乌托邦,它是一种“共同体”的幻想,而由现实的理性构建出的社会理想是科学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共同体”;想象的理性是脱离人民的理性,现实的理性是基于人民的理性。人民理性思想的当代出场凸显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对话当中。罗尔斯把平等提升到了一定的政治高度,试图矫正西方政治传统中“重自由,轻平等”的偏颇,但却仍无法根本解决社会的正义问题。而诺齐克则以个人权利为最高准则,把个人主义原则发挥到了极致,从而把自由主义带到了极端。可以看到,罗尔斯和诺齐克所追求的正义与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人民,甚至脱离了理性。社群主义则力图回到人的社会关系中。他们倡扬公共的善,并建立“善的共同体”。但过多地纠结善与权利的非此即彼地选择与争论中,使社群主义难以突破人民与国家、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复杂矛盾。哈贝马斯作为共和主义新思潮的代表强调了民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提出了程序正义的理念。程序正义相对来说更注重社会个体对于国家政治决策的意义。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环境下,这种程序正义容易陷入形式主义。中国人民经过了近百年的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开启了“人民理性”的新场域;无产阶级政党的精神引领和与时俱进的实践方略又蕴含着“人民理性”在这一新场域的发展特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美好生活是“人民理性”与未来中国发展的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