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国际工人协会机关报的更迭与发展为研究对象,围绕作为工人知识环境的“报纸”与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革命”互塑互构的关系线索,描述特定历史和地域条件下的一段“媒介史”,提出：天生的革命人是不存在的,革命主体在特定报纸工作中逐渐对革命意图、革命行为、革命组织、革命进程等产生出了一套明确的机制与行动；天然的机关报同样不存在,机关报的历史内涵是在人们对报纸定义、使用、再生产的过程中明确起来的。本文坚持,机关报是一个历史概念；而对“革命”的现代理解,既要看到其作为集体暴力的社会运动的传统一面,又要看到其中由传播交往形态推动的、人类文化认知深层次变革的现代一面。就本文的论述范围而言,自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成立始,至1872年国际的海牙代表大会召开前止,第一国际中央层面的机关报,经历了《蜂房报》前期(1864年11月—1865年7月)、《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共和国》)时期(1865年8月—1867年7月)、《蜂房报》后期(1867年7月—1870年4月)、《东邮报》时期(1870年5月—1872年6月)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和特定条件下机关报各异的新闻生产有关,又到受时局变化中的机关自身发展导致的对于报纸控制方式、力度变迁的影响。本研究力图通过一项具体而微的新闻史探索,指出：媒介是社会环境构建过程中活跃、基础性的因素。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所处的文化教育环境、工人运动的传统,将报纸这种媒介的特性深深烙在了革命者们理解社会、沟通他人、开展行动的认知和倾向之中。工人阶级报刊在工人运动的历练中发展起来,越来越具备了体现第一国际成立之初革命者所熟悉、所青睐、所向往的运动组织逻辑。工人们在不断宣布机关报所属、推动机关报发展的进程中,激发起了革命认同,逐渐形成了革命究竟应该怎么进行下去的想法。与此同时,机关报组织起了分散各处、各有兼职的革命人的行为,细化了把革命持续下去的种种职能,影响了革命形态,健全了革命机构,强健起来的革命机构因此开始平视甚至俯视机关报,开始争夺信息的解释权,意识到机关报和非机关报存在“内外之别”、机关和机关报更是有“上下之分”。最终,部分也源于19世纪60年代末外部环境的收紧乃至恶化,第一国际的机关报分流走向了“以协同处理任务为导向的机关报群”、带有“正统”合法性内涵的符号资源以及作为“党的财产”三种新的实践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