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程度的提高使大股东有侵害公司利益的强大激励,但合理的债务契约安排可以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甚至在公司陷入困境时提高大股东支持公司的积极性,达到保护自身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双重效应。鉴于此,本文着重研究不同的债务契约安排对大股东掏空与支持行为的影响。本文首先运用资产专用性理论来分析大股东的行为,得出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债权人有监督大股东行为的激励这一结论。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将上市公司区分为困境公司与非困境公司,分别研究债务契约对大股东不同行为的影响。在研究债务契约对非困境公司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时,我们以2002-2007年间发生股权转让事件而导致控制权发生转移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剔除了可持续增长率的控制权溢价作为大股东掏空度的度量指标,研究得出:(1)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掏空度为46.61%;(2)非困境公司债务总体水平、短期负债率越高,大股东掏空程度越高;银行借款、商业信用和政府性债务可以有效地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在研究债务契约对困境公司大股东支持行为的影响时,我们以2004-2006年间被宣告ST、*ST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以ST公告日前后的累积超额收益率增加值作为大股东支持度的度量指标,实证发现:(1)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对困境公司的支持度为13.85%;(2)债务总体水平的上升、短期负债率、银行借款率和职工负债率的提高,抑制了大股东支持公司摆脱困境的积极性;增加商业信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股东的支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