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我国国民的生活方式亦发生巨大变革。截至2019年年底,电子商务的年交易规模在我国已逾30万亿元,居世界首位。而在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同时,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数量亦随之上升。对此,我国立法部门于2019年出台了《电子商务法》,就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之保护进行规定,并将发端于美国著作权领域的“通知删除”规则纳入其中。但关于该规则具体该如何适用,学术界与实务界仍存争议。本文以“通知删除”规则的立法起源、法律性质、司法实践、困境剖析以及完善建议为思考进路,将学术观点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等方法,尝试解答以下问题:《电子商务法》中“通知删除”规则应如何适用?“通知删除”规则发轫于美国的《数字千年版权法》,这一规则在美国的确立其实是在“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判定不一背景下,“共同侵权”理论中“间接侵权”派生演进的产物。该规则自2000年开始被中国尝试引入,经过二十年的逐步发展,已成为我国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一项重要规则。但在制度体系日趋完善之时,这种规定在我国一般侵权理论下的“舶来品”逐渐显示出了不适应性,具体体现在平台不负一般性审查义务的共识下,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早期法律文件中直接借鉴美国“避风港”规则的免责条款式立法方式引起学界提出不知所免之“责”为何的质疑。同时通过对我国电子商务领域适用“通知删除”规则的整体趋势和裁判思路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电子商务法》中“通知删除”规则在适用时存在主体责任模糊、主观状态难辨以及程序设置抽象的多重问题。探求我国《电子商务法》中“通知删除”规则的完善路径,首先需要对其理论进行梳理,明确在我国现有的侵权法背景下,《电子商务法》中“通知删除”规则应当属于归责条款,适用时需要通过过错认定来明确平台责任。其次,按照“通知删除”规则适用的逻辑顺序,从其适用主体、平台主观过错的认定以及适用程序三个方面对我国现有“通知删除”规则的不足进行详细分析并对其中的关键问题及常见误区进行深入辨析。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提出《电子商务法》中“通知删除”规则的完善思路,具体包括依据平台“控制能力”分阶段界定平台义务、引入“红旗标准”并结合平台义务来判断其主观过错以及构建“通知-受理-必要措施”程序等,以期对我国《电子商务法》中“通知删除”规则的完善提供些许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