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合量词是汉语量词的重要类目之一,是汉语对事物集合量化和属性标记的重要手段,反映着汉语民族的思维方式。但集合量词在早期汉语中并不存在,而是由其它词类逐步演化而来,并随着形式和语义的逐渐稳定而被构式化。本研究以《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收录的31个（13组）近义集合量词为研究对象,在构式、构式化、动态范畴化、隐喻及转喻等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共时与历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基于多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北京大学古代汉语语料库及国家语委古代汉语语料库）和R语言统计平台,考察它们在现代汉语共时层面构式中名词项的范畴化异同,并结合它们在古代汉语中的历时构式化演变,分析其构式化背后的认知动因及机制,发现其构式化的认知演变模式,从而揭示集合量词构建中汉语民族的精细化思维和认知规律。本研究具体考察以下几个问题:（1）不同近义集合量词构式在现代汉语中名词项的语义聚类及范畴分布有何异同?（2）不同近义集合量词构式在古代汉语中的构式化进程有何异同?（3）汉语集合量词构式化存在哪些认知机制、演变模式及规律?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在现代汉语里,近义集合量词构式中名词项的语义聚类及范畴分布十分相似,但在形状、量态、体量、物态及情感色彩等方面多存在一定差异,有些差异显著,如“堆”和“团”等;有些差异较小,如“行”和“排”等;还有极少数几乎无差异,如“叠”和“沓”等（详见4.8节和5.9节）。这些异同与它们各自的字源或直接演化词密切相关,反映出汉语民族在集合量词构建中的理据性和认知精细化特征。第二,近义集合量词的构式化可分为构式形成和构式演化两个阶段,在范畴变化上分别对应语法动态范畴化和指称动态范畴化两类;集合量词主要源自名词和动词,极少数源自形容词,但直接演化词主要为名词和形容词（即最后经这两类词演化而来）,极少数为动词,这是因为名词和形容词与量词在认知和语法上更为贴近;总体上,中古汉语是集合量词形成的最集中阶段。具体来看,名源型集合量词主要形成于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动源型和形源型集合量词则主要形成于中古汉语和近古汉语,较名源型集合量词整体出现要晚。这是因为动词与量词在认知和语法上距离较远,往往需要经历名词或形容词作为演变过渡,故演变周期较漫长。而形容词本身就在古代汉语中出现相对较晚,故演变为量词的时间也较晚。第三,隐喻和转喻是集合量词构式化主要依赖的认知机制。其中,在集合量词的构式形成阶段,转喻的作用更突出,该特征在动源型集合量词的构式化中反映得尤为显著;在集合量词的构式演化阶段,隐喻的作用更突出,其名词搭配的演化都是基于某种概念的隐喻投射类推实现的。集合量词构式化过程主要存在七类认知演变模式:（1）[隐喻+转喻]模式;（2）[隐喻+转喻+]模式;（3）多重转喻模式;（4）单一转喻模式;（5）[转喻+隐转喻]模式;（6）[隐喻+隐转喻]模式;（7）单一隐喻模式。依据隐喻和转喻机制的主导性差异可进一步将（1）归为隐喻/转喻平衡模式,将（2）—（5）归为转喻主导模式,将（6）和（7）归为隐喻主导模式。研究显示,转喻主导模式在集合量词的构式形成阶段占据主流,其次为隐喻/转喻平衡模式,而隐喻主导模式较少出现;在集合量词的构式演化阶段仅存在隐喻主导模式（单一隐喻模式）。可见,隐喻和转喻在集合量词构式化的不同阶段认知分工不同:转喻在构式形成阶段的作用更突出,主要负责量词构式形成阶段的“具象关联”。隐喻则在构式演化阶段的作用更突出,主要负责量词构式演化阶段名词范畴的“抽象类推”。本研究的创新和意义在于:首先,归纳了汉语集合量词构式化的认知演变模式,并将其中存在的动态范畴化分为语法动态范畴化和指称动态范畴化两类,为其他汉语量词构式的认知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推动了构式化理论和范畴化理论的发展。其次,从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构式化角度,较为系统地考察了相关近义集合量词构式的异同及其背后的认知机制,开启了汉语集合量词研究的新视角;再次,借助R语言统计平台,在量词构式研究中引入构式搭配分析法,将实证统计描述与认知动因分析并重,共时分布考察与历时演化考察并重,较大程度上实现了观察充分性、描述充分性及解释充分性的统一,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的统一,对推动量词研究中的方法论创新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