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为了能够快速有效的提高经济水平,较大程度的消耗了自然能源,因此在长期发展的过程当中导致了一系列环境问题的产生。目前在国家建设上,城市化以及工业化规模的持续扩大,由于对自然环境以及自然资源过度依赖,导致这两方面因素在极大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能源供需矛盾和环境污染问题,应当在注重能源利用率的提升的同时,加大力度对可再生能源以及新能源进行开发。根据相关研究结果,能源利用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受作用于环境规制。现阶段,在专业领域并未针对这两项内容之间所存在的关联得出一致性的结论,但我国也正试图通过向企业施加以政府为主导的正式环境规制及以普通民众和各类环保组织为主导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来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效果。此外,企业在开展治理工作的过程当中,会由于环境规制而导致成本负担加重,收益的获得会变得更加困难,导致没有足够的资金能够被集中利用于研发。面对环境规制对企业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让能源利用率得到改善并让环境成本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是企业在当前应当着重思考的问题,若政府能够在该方面为企业提供支持,则这一状况定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基于此,本文展开了围绕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政府补助在其中是否具有调节作用等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力图为保障能源安全、维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本文根据各省市区统计年鉴测度出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而后以城镇单位在职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比重)、年龄结构(14岁以下人口占比)以及城市人口密度作为属性指标,利用熵权法测度了我国2004-2017年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结果表明:我国整体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前期呈现出波动状态,直至2016年才逐步平稳,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在逐渐增强。就各区域而言,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东部地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我国环境规制强度存在区域差异。利用2004-2017年省际投入产出指标数据,基于随机前沿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计算得到了各省市区每年的能源效率值,结果表明:从历年变化来看,能源效率始终处于持续平稳下滑状态。同时就各区域状况进行讨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表现出的差异不大,能源效率一直保持着下降的趋势。以我国除西藏外30个省市区2004-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作为解释变量,能源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政府补助作为调节变量,选取了技术创新和能源价格作为控制变量,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合理建立,并基于对该模型的利用来分析能源效率与非正式和正式环境规制之间的影响机制,同时研究政府补助能否对该机制进行科学有效的调节。研究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为倒“U”型,也就是说能源效率当正式环境规制在一定范围内加大强度时会表现为上升的趋势,直到该强度大于固定的临界值时,能源效率的变化趋势将不会再表现为上升;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为“U”型,即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开始增加时,能源效率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当其下降至某一临界值时,随着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继续增加,能源效率又会呈现出上升趋势;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和政府补助交互作用显著,且为正向;而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与政府补助交互项则不显著。最后,根据研究结果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适当提高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力度;因地制宜环境规制强度;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进节能减排技术;积极发展循环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