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一直把藏族文学包括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民间文学的一部分排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正史之外，直到20世纪90年代，先有吴重阳的《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概论》把现代文学史上的少数民族作家分离出来研究，首开文学史写作的作家民族身份视野，但只是从既有的文学史资料中做了分类剥离，民族文学史理论体系的建设观念尚不明确，比如，既没有论述到一位藏族作家，也没有讨论藏族的民间文学。后有特·赛因巴雅尔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显示了较全面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构建意图，但观察文学的视角不局限于汉语文学。接着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进一步从“进入汉语世界的多民族文学”角度注意到了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个系统，并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高度把握少数民族文学，可惜只是用“民间精神”的“望远镜”做了浮光掠影的观察。2004年，丁帆主编出版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对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现象多有深入讨论，但他选择的是地域文学史角度，讨论的对象超越了少数民族文学范围。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的汉语文学已经取得辉煌成就，但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专门的关于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深入研究，目前还没有产生一部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史研究论著。本论文的研究有意于先从当代藏族汉语文学入手，填补这一空白。　　所谓藏族文学，需要从“两个部分”和“三个层面”进行综合观察，才能完整把握其含义。“两个部分”是指藏族文学分为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部分。“三个层面”的含义包括:第一，从内容看，是以表现藏族的社会生活为主的文学;第二，从创作主体看，文学源出的主体必须是藏族身份，包括藏族作家个人创作的文学和藏民族集体创作的流传于民间的口传文学;第三，从文学的语言载体观察，藏族文学的原创语言主要是藏语和汉语两个系统。其中的汉语文学系统，包括藏族作家最初用汉语创作的作品和最初用藏语创作后来翻译成汉语的作品，也包括用现代汉语记录整理的藏民族口传文学。本文主要讨论藏族作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作的现代汉语文学。也就是说，“当代藏族作家的现代汉语文学”是本论文的研究核心。这个研究对象由“三个层次”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即:在内容上是以表现藏族的社会生活为主的文学;创作主体主要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存在的具有藏族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语言载体是以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以来，又经普通话规范的现代汉语。　　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文学史时期，诞生了藏族作家的现代汉语文学。根据目前发掘的资料，具有“现代性意义”的藏族作家文学发端于根敦群培(1905～1951)，而最早的藏族作家现代汉语文学是格达活佛(1902～1950)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红色诗歌”。藏族作家汉语文学的真正发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藏族的“三代作家”共同打造了藏族文学的繁荣景象。在50～70年代末这段历史时期，藏族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以擦珠·阿旺洛桑、饶阶巴桑、伊丹才让等为代表的第一代藏族诗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发出了赞美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声音，表达了藏族人民的愿望。但是，他们的诗歌正如那个时代一样，在富有政治激情和理想色彩的同时，“科学的民主的”精神和理性光辉显得严重缺乏，甚至出现了背离“民主的大众的”倾向而依附于一时的政治话语模式，使文学沦落为彻底的政治工具，因而丧失了民族文学的特有风格。从80年代开始，藏族文学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代，诗歌、小说、散文三种文学样式比翼齐飞，文学在文化意义上也走出过去单一的政治模式化倾向，转向民族民主的大众化多元发展道路。在这个文化转型过程中，诗人们以敏锐的触角最先感知时代变革的气息，以战斗的勇气和果敢的行动，用诗歌奏响了藏民族文化重建的号角;小说家们紧随其后，以迅猛崛起的创作形势铸就了文化转型的泱泱大观，促成了民族文化重建的纵深发展局面;散文创作的新姿态姗姗来迟，但也为藏族文学的民族民主的大众化发展拓展出情真意切、细微感人的一片新天地。　　本文在论述过程中，考虑到文学的民族文化比较意义，延伸探讨了汉藏文化自古以来的交流历史，使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文学有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支持;考虑到藏族作家汉语文学的民族特性实现问题，论述了民族通用语即现代汉语对藏族文学的传播价值，证明了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发展符合藏族文化进步发展的现实要求;考虑到文学的时代文化代表意义，尽量借用已有的中国文学史理论体系观察藏族文学的发展，把握藏族文学的国家时代文化特征和基于藏民族独特社会历史进程的民族文化属性;考虑到作家风格体现民族文化个性，以文学体裁为块状结构，从诗歌、小说、散文三个方面讨论了藏族文学的独特民族风格表现内容;考虑到藏族文学的民族文化建设意义，从具体作家创作风格变化和不同作家的作品在体现时代特征上的统一性两个方面，归纳出藏族文学自80年代以来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文化的多元发展态势，揭示了这种由依附政治话语到走向大众化转变的回归人民性本质，以及它与整个国家文化转型的同步发展，由此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最终促成了藏族文化的跨越式发展，保障了多民族文化的共同进步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