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薪酬的公平性近年来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超额在职消费作为隐性薪酬的一部分,是管理层自利的产物,将直接影响契约效率、弱化激励机制。在社会关注与监管力量持续增强的情况下,超额在职消费的水平依然居高不下,除了其自身的隐蔽性,是什么掩盖了隐性激励中的不合理部分,是研究中需持续关注的话题。制度环境作为一种市场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对于隐性薪酬辩护行为,制度环境发挥怎样的外部治理作用也是市场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以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经过数据筛选及处理后共得到有9223个有效样本。首先,借鉴权力模型从四个维度七个方面指标构建管理层权力的积分值,并运用合理在职消费的测算模型计算得出超额在职消费水平;其次,在运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管理层权力与超额在职消费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在职消费——业绩敏感性检验管理层的隐性薪酬辩护行为,以及产权性质、制度环境对辩护行为的调节作用;最后,在进一步研究中,对管理层隐性薪酬辩护的行为方式进行具体分析。本文实证研究表明:(1)管理层权力与超额在职消费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权力越高,管理层获取隐性私有收益的动机越强;(2)为了减轻舆论压力及市场质疑,管理层获取高额在职消费水平时将利用权力通过提高在职消费——业绩敏感性实施结果正当性辩护。通过区分产权性质,发现隐性薪酬辩护行为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3)将制度环境分为市场化进程、法治环境与要素市场三个代理变量,加入交乘项发现,市场化水平的发展、良好的法治环境与流动性充足的要素市场均可以显著抑制管理层的辩护行为,发挥良好的外部治理作用;(4)管理层隐性薪酬辩护压力的增加将加大其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操纵程度,表明真实盈余管理是管理层对高额在职消费辩护时的主要手段。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验证了管理层对隐性薪酬的辩护行为,并发现了外部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对薪酬辩护相关研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加强内部治理机制、完善薪酬契约设计与推动市场化建设进程三方面提出了政策性建议,以期为约束管理层的非理性行为、提高隐性薪酬公平性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