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在对债务问题的研究上,理论界与实务界总是更加关注经济的总杠杆水平,或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企业和政府部门,而家庭部门的债务问题往往不是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直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人们才开始深刻意识到,居民部门债务问题同样可能引发宏观经济运行的巨大震动,其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不亚于政府和企业部门。在过去十几年间,我国居民部门债务和杠杆率持续、快速攀升,引发各界关注。2020年初,中国银保监会明确指出要“防止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抑制居民杠杆率过快增长”,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问题已不容忽视。尽管从部门经济的视角来看,世界各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水平相对于企业和政府部门仍普遍偏低,然而,基于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和个人信贷市场的完善,家庭债务的迅速积累使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相对于经济总杠杆率水平的增速已超过企业和政府部门,而家庭债务构成与房地产市场关联日趋紧密也使得居民部门债务风险集聚度增加。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环境、条件都在不断变化。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更明确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需更多依靠挖掘内需潜力,提振消费促进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将居民部门杠杆率作为独立研究对象,注重分析其在经济周期波动中有何作用与影响。本文的研究从居民部门债务规模与杠杆率攀升的驱动因素分析出发,通过常用指标的比较与选取,力图准确刻画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的总量变化及结构特征;接下来,从家庭举债动机变化的角度,理论上探讨了家庭举债行为对宏观经济波动可能存在的正、反两方面的“双重效应”,并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这种效应及居民杠杆的适度性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接下来,分别对跨国数据与国内各省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全文研究共分为七章,除第一章导论外,第二章回顾了现有理论与文献研究进展。相比于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对家庭部门债务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家庭债务的成因、家庭债务与消费理论、家庭债务与经济运行等。在研究家庭债务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方面,现有文献大多集中在两部分,一是研究家庭负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基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对家庭债务与经济波动、金融稳定之间关系的关注。关于家庭债务与家庭消费的关系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的研究较为分散,缺少相对全面、系统的分析。总体上看,在已有理论研究中,生命周期理论与持久收入假说与现实情况背离甚远;实证研究中,用来衡量居民部门杠杆率的指标各有不同,研究角度也各有侧重,但并没有对这些指标的优劣势比较;研究重点上,现有文献对于家庭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较多,但多数研究并没有将居民部门债务视为影响经济活动的独立因素,而仅将它作为私人部门债务的一部分;研究角度上,现有文献更多关注了居民杠杆的负面作用,而对其本身的消费平滑作用讨论较少,对家庭债务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作用渠道分析也不够深入。研究对象上,大多数研究都是以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为研究对象,对新兴市场等其他国家的关注较少。本文的研究力图弥补上述的不足。第三章主要研究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指标及其变化特征。首先对常见的居民部门杠杆率度量指标进行了比较研究,依据这些指标通过资料回溯首次刻画了我国1980-2017年的宏观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观察到居民部门杠杆率在过去近四十年间迅速上升。文中将我国居民部门债务与杠杆率变化分成四个阶段,分别为低位运行阶段（1980年-1997年）、平稳上升阶段（1997年-2004年）、增速回落阶段（2004年-2008年）以及加速升高阶段（2008年至今）。尽管现有统计显示居民部门杠杆率增幅较大,但我国仍可能存在不容忽视的杠杆率低估问题。进一步,本章对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进行了结构特征分析,不难发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住房商品化市场的发展和繁荣,居民贷款中消费性贷款比重大幅度上升,在此之前居民部门的贷款则主要以经营性贷款为主;而伴随着杠杆率总量的快速上升,居民部门杠杆率越发呈现出住房贷款高度依赖的特征,消费性贷款中绝大多数为住房贷款,住房贷款占居民部门贷款总额的60%以上;从债务来源看,无论是用于购房还是购车,通过民间借贷进行房屋或汽车消费的家庭数量较多,但总金额远低于通过银行贷款获得的贷款额。横向来看,全球居民部门杠杆率普遍有上升趋势,而我国在各国家中,居民部门杠杆率处于中间水平。第四章构建一个包含异质性家庭的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引入信贷约束条件,对当面临外部冲击时家庭的消费波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存在信贷约束的情况下,负债家庭的消费、劳动供给及住房投资波动幅度均高于无负债家庭。提高家庭贷款抵押率（或降低首付比）会增加经济产出和消费,但显然更利于住房部门的发展;对于负债家庭而言,杠杆率的提高会带来短暂的消费增加（即财富效应）,但随后会更持久地挤出消费。家庭贷款抵押率的提高会加速放大消费的波动。负债的消费平滑作用也在模型中得到了体现,但是这种作用会随着杠杆率的提高而迅速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明显的负债的资产负债表效应。消费信贷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会给经济带来剧烈波动,消费被更大程度地挤出,房地产市场加速膨胀,最终会加剧经济结构的扭曲,也会带来家庭财富净值的损失。第五章通过构建43个国家1980-2017年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采取可以有效克服内生性问题的两阶段GMM估计方法,对居民部门杠杆率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居民部门杠杆率与经济波动呈正U型曲线关系,验证了居民部门杠杆率对经济波动存在非线性平抑效应。居民部门不能无止境地加杠杆,当达到一定水平后,其对经济波动的边际效应将发生转向。这种非线性平抑效应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居民消费。这种机制下的双重效应在经济负向波动时表现得更加明显,作用程度更深。而对于不同金融体系规模的国家,在金融发展的起步或初期阶段提高居民部门杠杆率对经济的平抑作用更加明显,而对于金融发展水平过高的国家,提高居民部门杠杆率所带来的消费平滑效应减弱,反而可能会放大经济的波动。第六章首先对我国1980年以来居民部门杠杆率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反向运动的事实进行梳理,并延续前文理论逻辑框架,通过居民杠杆作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双重效应”进行解释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2003-2018年分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验证得出了我国居民杠杆和经济波动幅度整体上负相关,即居民杠杆水平越高,经济波动幅度越低,居民杠杆对经济波动的平抑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东部次之,西部最弱;而杠杆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则西部最强,中部次之,东部最低。这种现象的主要是由地区收入水平差异决定的。基于此,未来我国提振消费的根本途径还在于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对居民杠杆管理的意义更多在于通过调整杠杆结构,满足现有的、有效的消费需求,促进理性可持续消费,通过发挥消费平滑效应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同时,还应警惕居民杠杆放大宏观经济波动拐点的到来。第七章概括、总结了全文的研究结论,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通过以上内容的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我国1980年以来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变化经历的四个不同阶段,整体来看其变化特征是增速较快、区域差异较大、与房地产联系日趋紧密。第二,从微观个体层面,以住房信贷为主的债务杠杆的提高可能会给有债家庭带来短暂的财富效应,但随后会更持久地挤出消费。第三,宏观层面,居民杠杆对经济波动理论上具有“双重效应”——即消费平滑和资产负债表效应——其作用机制主要通过影响居民部门的消费波动。而举债动机决定了债务杠杆的属性进而决定哪种效应将发挥主导。第四,从稳定经济的角度出发,居民杠杆率的适度性在理论和实证检验中均得到了论证。最后,1980年以来,我国居民杠杆与经济波动呈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反向运动特征,但2015年以后有所变化。因此需警惕杠杆放大波动拐点的到来。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给出了家庭债务增加在短期内具有财富效应、但会更长久地挤出消费这一论断的理论刻画并进行实证检验。第二,以经济稳定为目标,发现了居民杠杆率的提高对消费及经济波动的放大效应边际递增这一非线性关系,从而理论上论证了居民杠杆具有规模适度的特性。第三,从微观层面家庭举债动机视角出发,区分了不同性质的债务杠杆对经济波动带来的不同影响及传导作用渠道,进而总结得出居民杠杆对经济波动存在“双重效应”并找到实证证据,为研究宏观问题寻找到微观基础。第四,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整理与回溯,发现我国居民杠杆与经济波动的阶段性运动特征及变化,为判断我国当前居民杠杆率水平的适度性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