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搜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浙江美术发展史料基础上,从美术家群体组成与身份变化、新图式的形成与传播两个方面,探讨1949-1956年间,浙江美术家在中央统一的政策和管理之下,如何通过论争、重组和建设,缔造了浙江美术新生态的过程,说明新中国美术图式的改变,是构筑一个符合国家整体动员能力的美术新秩序的历程。文章认为,浙江美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主题是秩序重构。浙江美术新秩序的形成,是以“重构”为中心、多元力量互动博弈的复杂过程。文章首先梳理了浙江美术的参与者是一个怎样的群体组成,然后阐释它是如何在改造重组中形成新秩序的:延安鲁艺背景的美术家与原“国统区”进步美术家,在“共同纲领”的精神下结成短暂同盟,“自上而下”地进行美术改造。经过两年左右的时间,基本清理了“新派画”和中国文人美术传统的影响,并通过着力培育美术新人,初步建立了一个并不稳固的群体新秩序,但也由此埋下了关于中国画问题的矛盾。随着1953年前后中央文艺政策调整,积累的矛盾得以在又一轮“秩序调整”时借机爆发。美术家艺术观的外在呈现即是美术图式,有其独特的转折节奏和发展规律,在“群体秩序”变化的情况下,图式变换涉及美术界各色人等之间关系、立场和创作选择,并与政治密切关联。当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文艺观,挟新年画、漫画、连环画、工农兵业余美术等“新视觉”,以进步、正确的姿态楔入原有美术传统,借助轻创作、重传播的体制化建设,以大量复制的画片、幻灯、黑板报、报刊传播的方式,扩散至广阔的城乡,就构建了“革命美术”的视觉新秩序。在这一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政策主导、体制建构是牵引和推动力量,但“自下而上”的改进实践、业余美术创作、普通观众的意见参与,部分美术家的软抵抗,也成为助力新秩序构成的要素。文章认为,围绕着“图式”构建新的社会认同是新中国美术的核心,也是多数美术家共同认可的目标。新中国时期的浙江美术新秩序,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下,多数美术家参与,运转稳定、作用有效的新秩序。这是党的新政权致力于缔造的、整体社会新秩序的基础。在这个总体目标和动力原则下,美术图式得以与政治建立具体的联系,即:它既是社会新秩序的一部分,也为维护社会新秩序起到了阐释图解和宣传鼓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