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起源于元朝末年的昆山地区，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昆曲不像话剧、歌剧、舞剧等西方舞台艺术那样各成系统，它是歌舞合一，唱、念、做并重的综合艺术。它继承了汉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汉民族传统艺术集大成者。昆曲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时间地酿发过观赏热潮和参与热潮，其程度远超先于它的元杂剧和宋元南剧，甚至在现代也未曾有任何一种观剧热潮能与之比肩。这一事实已可证明它作为一种戏曲范型比其他范型曾经更透彻、更深刻地锲入过我们民族的集体审美心理，是这个民族精神历程中最重要的审美对象之一。而昆曲剧本既属于文学，又属于舞台艺术。昆曲剧本的文学性极高，它的曲文继承了唐诗、宋词、元曲的文学传统，其中许多曲牌与宋词、元曲相同，文辞典雅华美。昆曲唱词中蕴含的大量的典故成语等文化因子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审美价值。然而，如何在翻译的过程中处理好这些文化因素，成为了中国翻译研究中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　　 接受理论作为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新型范式和新兴的方法论，使西方文论实现了从“作者中心”和“作品中心向“读者中心”的转移。接受美学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理论基础、以人的接受时间为依据产生。接受美学认为读者的阅读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他们是文本意义的实现者，因此读者的反应是评价一部作品好坏的标准。翻译作为一种文本再创作的活动，译者在再创作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读者的社会经验、审美倾向、接受能力，即读者的“期待视野”。此外，作品中的意义未定点和意义空白，需要读者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行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必须注意译文读者的接受和反应，尽量使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和诠释能与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相契合，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作者、译者和读者的视野融合。另一方面，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策略关注的是如何在翻译中处理文化因素的问题。本文将接受美学、归化、异化策略作为理论基础，以《桃花扇》唱词的两个译本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为例，讨论中国传统典籍英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处理问题。　　 通过对许渊冲和石俊山的两个译本进行分析，可以概括出两位译家在翻译策略和对译文读者期待视阈的态度有极大的不同。本文设定的目的语读者是对本本背景没有太多了解的普通读者（以英语为母语）。从翻译策略看，许渊冲的异化程度更强，而石俊山更倾向于照顾目的语读者的视阈。　　 在对两个译本进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发现没有一个译者在译文中只选用一种翻译策略，但是某一个翻译策略会居于主导地位。而对于译者来说，一味迁就译文读者也是不应被推崇的。随着目的受众期待视阈的不断扩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选择性的挑战读者的视阈，从而不断丰富目的语的语言文化。特别是在古典作品的翻译中，如何协调好读者、文本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译者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