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对自身权益的追求不断趋于全面,对精神利益愈加关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融合不可避免,具体表现为人格的物化和物的人格化,由此形成了兼具人格属性和财产属性且人格利益远高于财产利益的人格物。我国在立法方面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建立了严格的人与物、财产与人格二元区分的立法模式,在该种立法模式下,人格物在产生之初就面临着怎样进行理论界定以及如何进行周全保护的问题。作为成文法国家,成文法的滞后性和局限性对我国的司法实践产生着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对人格物的保护在我国立法上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转变,但现阶段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仍存有差异。司法解释在肯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在毁损或灭失时得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的同时严格限制了财产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且“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不足以涵括社会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的人格物类型,诸如胚胎、已故亲人的骨灰、名人的书信手稿、个人的人事档案等等。在分析人格物与物的关系,辨析民事权利客体和民事权利对象的基础上认定人格物的性质,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人格物的认定标准。在分析人格物精神损害赔偿正当性,比较分析国内外人格物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现状,提出完善我国人格物精神损害赔偿的建议。此外,我国当前人格物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并不明晰,对于人格物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的确定方式亦没有明确。而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是司法实践中进行人格物精神损害赔偿的重要环节,但由于精神损害存在主观性、非财产性等特征,对其赔偿数额的确定成为实践中的一大难点,加之精神损害与金钱通约困难、法官量化裁判是否公平等影响,愈加提高了确定的难度。就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功能而言,精神损害程度为精神损害赔偿之基础,而精神损害程度单纯以法学思维难以认知,应进行必要的跨界,故尝试以法神经学为工具对以上难点进行分析,以期为人格物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之难题提出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