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否具有可完善性一直是西方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启蒙时代的卢梭对人的可完善性的解读具有独创性,他创建了人的可完善性理论的完整体系。在以伏尔泰为首的启蒙哲学家们极力鼓吹理性与社会进步的背景下,卢梭独树一帜,把可完善概念推到时代前沿,指出可完善性这种人性特有的潜在能力,借助偶然事件的作用,使人类从自然状态脱离,步入社会状态。出于自爱和自我保存的需要,人的自由主动性促使人类走向理性。理性的过度发展不仅催生了社会的不平等,也导致人类道德的堕落与人性的异化。当伏尔泰还在用理性和文明与愚昧无知战斗时,卢梭却已经开始痛斥这种人为的文明和败坏的理性了,这是卢梭超出伏尔泰的地方,也是卢梭超出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地方。不过卢梭虽然谴责了这一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天赋,但他也相信只有通过这一能力的充分发挥,才能获得人类最终的解救,为此,卢梭提出了他的解救方案：一方面通过自然和社会教育,将自然人培养成像爱弥儿一样既接近自然本性又有道德感的公民；另一方面通过订立社会契约的方式,重建一个基于公意基础上的道德共同体,从而实现内外两个世界的重建,最终达到重拾人类自由与平等的理想与诉求。卢梭对人性可完善性的解读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升华过程：从人的本性,到人性的堕落,再到人性的复归。这其中虽然包含着不少抽象和空想的成分,但他从宏观的角度猜测到人性发展的某种轨迹,也对康德的道德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这一构想不仅在18世纪的启蒙时代具有重要意义,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面临人性的诸多问题时,同样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