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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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投资金融理财产品以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我国家庭对风险金融资产“有限认识”和预防性需求,家庭资产结构形式单一,较少持有风险资产,资产组合风险分布极端化。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我国家庭对风险投资的认识有所提高,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变得可行。但鲜有文章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角度研究其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更鲜有文章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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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投资金融理财产品以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我国家庭对风险金融资产“有限认识”和预防性需求,家庭资产结构形式单一,较少持有风险资产,资产组合风险分布极端化。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我国家庭对风险投资的认识有所提高,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变得可行。但鲜有文章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角度研究其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更鲜有文章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行为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理论影响机制:通过破除金融排斥、促进农村整体发展、提高金融资产的可获得性缓解家庭的流动性约束、提高社会互动效应等,以促进家庭配置风险性资产,优化家庭金融资产结构。随后分析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现状,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业务种类不断完善,但仍然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我国城乡家庭总体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失衡,且由于农村金融供给缺乏、农户金融服务获取难度大、农户金融素养缺失、农户缺乏稳定保障的原因,我国农户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水平并不高。因此本文基于2019年CHFS数据和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建立Probit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广度指数、深度指数和数字化程度指数均能促进农户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2)不同地区、受教育程度、收入的农户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时存在差异,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大于高收入家庭,中东部地区家庭的影响大于西部地区家庭,高教育年限家庭的影响大于低教育年限家庭。最后,本文提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我国农户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参与,优化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对策建议:提出要加快个人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数字普惠金融覆盖范围;深化农村普惠金融改革,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加快普惠金融及其数字化发展;提高农户科学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能力;完善农村家庭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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