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成上下兩編。上編在明確界定討論對象概念的基礎上,著重闡述朝鮮文人擬賦的基本類型以及產生機制,從理論上作綜合分析;下編則通過專題形式,探討朝鮮時代擬賦的三種重要主題,分別是代表摹擬典範賦作的擬騒賦、代表摹擬思想性賦作的儒者擬賦以及代表摹擬文學性賦作的感春悲秋賦旨在重點透視、以點窺面。根植於中國的辭賦文學向域外流衍,被東國文人在諸多方面學習汲取,擬賦只是其中一種體現。因此,要準確判斷朝鮮時代擬賦的創作特質,須取較狹義的標準來界定其概念。本文認爲,朝鮮時代擬賦應指朝鮮時期(1392-1910)文人以前人創作體式爲依憑,或以具體賦作爲範本,有意識地進行擬製的辭賦作品。在《韓國文集叢刊》及《續編》所收錄的辭賦中,符合這一定義的擬賦達 280餘篇。而經過整理歸納,它們又可在兩個維度上進行歸類:從被擬賦家的國別來看,有擬本國賦與擬中國賦之分,其中擬中國賦居絕大多數;從擬賦與原作的對應關係來看,朝鮮時代擬賦又可分爲擬體之作、擬用之作和擬意之作。可見朝鮮朝文人擬賦創作的多樣化。文學摹擬作爲一種特有的文學活動,有其普遍的創作動機,即因感動、因學習和因好勝而摹擬。海東文人的擬賦在反映這些固有接受心理的同時,也體現出個人乃至社會的風尚和價值評判。《楚辭後語》對海東文人擬賦對象的選擇影響頗深,究其因即在於:朝鮮朝科試古賦,《楚辭後語》作爲參考範本而被人摹效;編選者朱熹在韓國儒學史上享有一尊地位,其文學活動也因此受到時人的重視。思想性可以說是朝鮮時代擬賦的一個重要特點,這與當時的社會條件緊密相關。當然,如果將這些擬作鋪展開來整體審視,仍能發現除了思想性,海東賦家在摹擬對象的擇取上,也很關注原作的文學審美價值和在賦史上的經典意義。典範性、思想性和文學性構成了朝鮮時代擬賦的總體追求和內在品格。《楚辭》作爲中國文學源頭之一,其典範性不言而喻。海東半島很早便開始接受楚辭文學。到朝鮮時期,吟騷詠屈成爲士人自抒懷抱的方式;各類文獻中對屈賦的評價體現了他們的楚辭觀;而以《楚辭》或屈原事跡爲中心的擬騒賦從“情”、“辭”兩方面摹效屈原騷體而作,既表達了其崇屈吊屈的襟懷,也包含了擬作者自己的情感體驗。隨著程朱理學在朝鮮朝社會特殊地位的奠定,辭賦的思想意義也受到相當的重視。海東文人接續中國言志賦的復初傳統,并在韓、柳自述憂悶的賦作中獲得共鳴,於擬作里表現出內省感懷的性格。而具有持世精神的賦家,充分發揮文學的載道之用,在擬賦中表達了他們對於時事的關心和國家形勢的擔憂,反映出儒家文人以天下爲己任的思想意識。感春與悲秋是賦寫時序的兩大主題,其源皆可追溯至《楚辭》。李白《愁陽春賦》將屈騷的傷春之音敷衍至極,朱熹《感春賦》在春感中融入理趣,都引起了海東文人的熱烈追摹。中國的悲秋辭賦在域外同樣享有多篇擬作,更重要的是,部分擬作不局限於對原作的形式規仿,而能將賦的悲秋傳統融會貫通,創作出凸顯個人情緒的感懷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