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 8年,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轰动全国,对疫苗安全的担忧困扰着千千万万个家庭。继三鹿奶粉三聚氰胺、地沟油、瘦肉精等事件后,公众对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的不满已到极致,加强对用人单位内部不法、失当行为的监管,加大法律制裁力度刻不容缓。公益性外部告发制度便在此时进入公众视野。本文的主旨在于对公益性外部告发的理论依据及其背后蕴含的忠实义务与言论自由的边界、如何维持公共利益与劳动关系稳定之间的利益平衡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在分析美、日、英三国立法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明确在我国公益性外部告发立法中应设置的合法性边界。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本文的第一部分是对公益性外部告发制度基本理论的介绍。公益性外部告发是在用人单位与政府监督机制失灵、雇佣的不安定化与信息传播便捷化的社会背景下兴起的,对于内部告发而言具有不可替代性,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与价值。赋予劳动者公益性外部告发权也有理论依据:第一,这是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应承担的理性忠实义务的要求;第二,这是公民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本文的第二部分对公益性外部告发的伦理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明确了劳动者忠实义务与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以及劳动者行使外部告发权时二者的边界。同时,该部分也对如何维持公共利益与劳动关系稳定之间的利益平衡作出分析,包括为外部告发设置合法性要件;对外部告发再行分层。本文的第三部分是对域外,主要是英国、美国、日本三国公益性外部告发立法现状的介绍与评述。在对英国《公益披露法》、美国《萨班斯法》、日本《公益通报者保护法》关于外部告发的合法性要件的规定进行简单介绍后,对三国在立法上的共性与差异进行分析,并指出三国在立法上的瑕疵。这对我国公益性外部告发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的第四部分是对我国公益性外部告发合法性边界的探析。从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对象事实、程序要件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寄希望于通过以上制度设计,发挥公益性外部告发制度的最优属性,防止危及公共利益的恶性事件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