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Schumpeter（1934）提出创造性破坏理论以来,企业家精神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企业家精神有助于新企业的成立,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以及采用新的技术（Paulson and Townsend,2004）,企业家精神水平的差异与国家和地区之间收入差异息息相关。然而,经济学家长期以来认为企业家精神太少,这一假设也使得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学术研究中,政策制定者以及学者们均在试图找出能够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因素（Gordon,2018）。实践中,各国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企业家精神的政策,然而与企业家精神相关的学术研究则发展较晚,尚处于初级阶段。首先,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内涵界定及衡量方式未统一这一基本问题的制约;另外,现有文献对微观政策的经济后果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但很少关注于这些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家精神,即使在有限的相关研究中也未能得出统一的结论;最后,基于数据可得性,大部分企业家精神相关研究都是集中在使用微观调研数据中的自我雇佣,或者以发达国家的企业注册数据来衡量企业家精神,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则较少。对此,本文基于企业成本（包括:融资成本、税收成本、劳动力成本和环境保护成本）的视角,并结合现有企业家精神相关研究以及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采用微观调研数据、新企业注册的独特数据来探究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本文的具体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基于融资成本的视角,本文第一部分的实证借助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于2006年开展的贷款业务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银行信贷可得性增加对我国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信贷可得性增加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家精神,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的内生性问题检验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融资约束缓解和市场需求增加可能是银行信贷可得性对企业家精神产生正向促进作用的潜在机制。本文的实证结果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及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更为显著。最后,使用微观调研数据,我们进一步佐证了本文的主要结果,此外,我们还发现信贷可得性在促进企业家精神增长的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地区就业水平和企业存活率。第二,基于税收成本的视角,本文第二部分的实证借助于2004-2009年中国增值税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税收优惠对我国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企业家精神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税收成本下降带来的融资约束缓解和政府干预的减少可能是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家精神产生正向促进作用的潜在机制。本文的实证结果在资本密集型行业、高科技行业及信任度较高的地区、商业文化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我们进一步地使用了微观调研数据佐证了本文的主要结果,此外,我们还发现税收优惠在促进企业家精神增长的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地区创新水平。第三,基于劳动力成本的视角,本文第三部分的实证利用我国成对的跨地级市相邻县之间的最低工资差异,考察了最低工资政策对我国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提高对企业家精神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最低工资提高带来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可能是最低工资政策对企业家精神产生抑制作用的潜在机制。本文的实证结果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成本较高或信贷可得性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从而进一步印证了劳动力成本机制。此外,我们还发现最低工资不仅抑制了企业家精神增长,还对地区就业水平有负向影响。第四,基于环境保护成本的视角,本文第四部分的实证以我国《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三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规制与企业家精神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高污染行业的新企业的创立,严格的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环保成本,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了企业预期利润,抑制了企业家精神。我们还发现环境规制仅在腐败程度较低、财政透明度较高以及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因为在这些地区创业者难以通过寻租或其他手段规避环境规制。本文的创新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本文基于一个相对独特的数据丰富了发展中国家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相关研究。现有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主要以发达国家作为研究样本,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则较少,并且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衡量指标尚未达成统一,基于数据可得性,大部分研究均采用微观调研数据（Holtz-Eakin et al.,1994;Faggio and Silva,2014;Martínez et al.,2018）,还有部分研究使用企业注册数据,以新公司的成立来衡量企业家精神（Black and Strahan,2002;Kerr and Nanda,2009,2010）,但是也主要针对的是发达国家,国内相关研究则较少。本文在此基础上,以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研究样本,并且结合微观调研数据以及独特的县级层面企业注册数据,从个人和地区层面这两个维度来衡量企业家精神,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有益补充。注册数据的优势在于其庞大且独特,包含了很多中小企业,并且基本覆盖了中国的所有地区,因此更具有代表性且与研究企业家精神这个话题具有高度的相关性。（2）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补充企业家精神决定因素的相关文献。以往研究发现,企业家自身特质（Karlan and Valdivia,2011;Schmalz et al.,2017）、金融发展或金融资本可得性（Black and Strahan,2002;Kerr and Nanda,2009）、政府监管（Klapper et al.,2006;Branstetter et al.,2014）、制度环境（Baumol,1996;Chemin,2009;Harper,2013）是企业家精神的部分决定因素。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基于企业成本视角和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探究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微观制度安排及影响机制,从而为企业家精神这一重要研究话题提供新的实证证据。（3）评估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要处理好内生性问题,寻找好的工具变量或者外生冲击,能有效地缓解这一问题,本文基于企业成本视角,利用与之相关的中国特有的外生场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贷款业务改革、增值税改革、最低工资政策及双控区政策,具体探讨信贷可得性（融资成本）、税收优惠（税收成本）、最低工资（劳动力成本）以及环境规制（环保成本）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及机制,有助于厘清这些因素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