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行政诉讼法》的修订首次在实证法层面肯定了“行政协议”的概念,行政协议案件数量急剧上升,自2020年起实施的《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行政协议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解释,但该解释并未给予司法实践中行政协议应当如何认定的具体指导。因此,实践中仍存在认定标准选取的混乱性、主次矛盾的易混淆性、认定所选取的法律依据的差异性等问题。尤其当行政协议实践比理论更具有多样性时,也间接导致了相关纠纷数量的不断增加。因此,亟须构建出能够平衡公私利益的统一的行政协议的认定标准。本文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在北大法宝上,以“行政协议、行政合同”为案件名称,选取其中2015年《行政诉讼法》实施前、2015年《行政诉讼法》实施后2020年前《行政协议解释》实施前、以及2020年《行政协议解释》实施后的各百份裁判文书,筛选出其中说理并最终认定为属于行政协议的裁判文书为基础,列出司法实践中认定协议性质确属于行政协议所采纳的理由。同时,以“行政协议+民事合同”、“行政合同+民事合同”作为文书内容进行检索,同样筛选出其中说理并最终认定为不属于行政协议的裁判文书为基础,并列出法官认为属于民事合同的理由。以肯定性、否定性标准为区分方式发现,在实践中法官认定协议性质属于行政协议时所采用的标准主要从:行政协议的主体、目的、内容、是否具有法定职责、是否进行协商、是否具有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是否享有行政优益权七个方面出发,而认定协议性质属于民事合同时所采用的标准主要为:内容标准、地位标准两个方面。将行政协议的肯定性认定标准与否定性认定标准结合分析发现,实践中最终区分行政协议的核心点在于“主体标准”、“地位标准”与“内容标准”。而体现合意性的协商标准由于不具有争议性,将之作为行政协议认定的前提,可与行政行为或其他法律行为进行初步区分。同时,在实际的行政协议签订中,基于其所具有的公共利益属性,行政优益权内容往往贯穿于行政协议的内容之中,但考虑到目前行政优益权在我国的立法缺失状态,其只能作为辅助性标准适用于实践中,在其他标准无法对协议性质准确认定时,可以参考行政优益权标准对协议性质进行进一步分析认定,以确保最终认定的准确性。因此,本文认为行之有效的认定标准包括主要标准、核心标准、以及辅助性标准。以主要标准即体现合意性的协商标准为前提,以核心标准即主体标准、地位标准、内容标准为必须,加以行政优益权为辅助性标准,对行政协议认定的司法标准进行统一,以促进行政协议争议的良好解决。同时本文提出了对协议签订制度的相关完善建议,即建立“明示”的签订制度,一方面规范“有名”行政协议制度,另一方面签订时可明文确定协议性质,以减少协议性质方面的纠纷,希望能够对解决行政协议纠纷问题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