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的背景下,预重整制度在我国的实践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继2018年、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连续通过《会议纪要》的方式要求探索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的衔接机制后,2021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试点意见》）,《试点意见》在总体要求与事项清单两个方面强调探索建立破产预重整制度,对构建符合我国市场经济要求,满足我国破产法体制的预重整制度提出要求。预重整是衔接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的“桥梁”,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其核心价值锚定在提高破产重整效率,降低制度性成本。我国现行以地方法院为主导的预重整实践模糊了与破产重整制度的界限,在预重整的启动机制、参与主体以及预重整临时管理人的定位等方面展现出与破产重整相似的程序特征,并且将预重整的目的限定于识别债务人的重整价值与重整可能性,预重整渐有异化为“庭内重整的预设程序”的倾向,其制度独立性与效率价值无法体现,而实践初期不可避免的程序疏漏也受到了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质疑。因此需要在揆诸域外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破产立法现状,调适预重整实践理念,改进预重整程序,以期为《企业破产法》的修改提出建议。具体而言,在预重整目的的调适上,应当恪守预重整的效率价值,以促进债务人自我拯救为导向,将预重整的庭外债务重组阶段的主导权赋予债务人及其利害关系人,法院保持审慎介入的态度,认可债权人庭外债务重组中对进行破产重整程序的支持在庭内重整中的效力。对于预重整的启动标准问题,应当摒弃部分地方法院出台的高要求标准,将预重整的启动标准简易化,参考联合国《破产法立法指南》的建议,债务人尚不符合条件根据破产法重整规定启动程序但已有可能基本无能力偿还其未来到期债务的,以及债务人依据符合条件启动重整程序的,均可提出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对于预重整参与者的规范,则要在明确庭外重组协议的契约性的基础上,综合衡量公权力参与预重整的必要性,允许债务人以及支持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允许法院与政府出于积极拯救困境企业而作为庭外协调机构参与预重整的庭外重组。对预重整管理人这一我国独创的制度,应当将其定位为预重整的辅助机构,在庭外重组阶段辅助各利害关系人顺利推进预重整程序,并通过设置《预重整管理人名册》以及赋予债权人程序衔接间的否决权利来对预重整管理人进行规制。最后,普通债权人既因为信息差而无法对庭外重组协议享有足够的话语权,也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去参加庭外重组谈判,应当在信息披露、债务人企业估值以及庭外重组程序的合理安排三个角度对其利益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