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与隐的冲突过程,恰是隐逸诗人壮志难酬之下以田园山水来转换视觉、感觉却欲罢不能的心路历程。陶渊明不是笑着归于田园的,而是带着丝丝的牵挂和遗憾,流动于诗行之间的遗憾,伴随他直到终老。第一章介绍了“士志于道”的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学精神的姻缘联系,这恰是陶渊明及其创作的给养与基础。屈原本人及其作品所迸射出的悲壮,是中国悲剧精神超越西方的有力见证。道家的隐逸山水田园,其实是“士志于道”而不得通其道的另类抗争。仕与隐的冲突过程恰是多数隐士壮志难酬之下、倍感生命危急而以田园山水来转换视觉、感觉却欲罢不能的心路历程。第二章介绍了陶渊明政治理想的盼望-实践-消解的过程。通过细致的诗文分析,得出结论:陶渊明的的政治理想并非《桃花源记》中的乌托邦,而是“仕而达,济天下”。“士志于道”是历代士人的主导精神,隐逸诗人多不能超然地融入田园山水恰是“士志于道”赋予了他们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第三章介绍了陶渊明的园田生活并未达到物我冥一的境界。自晋义熙元年(405)归园田始至义熙三年(407)创作《悲士不遇赋》,陶渊明便经历了初事田园的喜悦、壮志不得舒展的郁闷到凄郁的悲歌的心路历程。就408年火灾始至418年刘裕幽安帝而立恭帝前这一时段来说,诗人始终没能忘却“先师遗训”,更未“常常达到物我一体、与道冥一的人生境界”。刘裕幽安帝而立恭帝,引发了陶渊明人生悲苦的不可抑制,恰由此始,陶渊明开始了向“物我冥一”的人生境界的嬗变。中国有着“士志于道”的文化传统,恰因这一传统的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文明才绽放着无限绚烂的魅力;恰因这一传统的卓尔不群,才使中国文学精神张扬着异于西方文学的特征——“气”之魂:或悲壮之气,或悲怨之气,这就是中国文学精神鲜明而坚强的品格与个性。就其著作与自身命运所形成的文化意象来说,屈原堪称悲壮之气的代表;庄子虽高标“逍遥”,但其“内心固极痛苦悲惨”,逃脱不出悲怨的范畴;而陶渊明由仕而隐的渐变过程恰是对屈原悲剧精神的超越;最后选择隐于园田,恰是对庄子凌空蹈虚的超越精神的返实。陶渊明的身上集中了中国文学精神“气”之魂是两个方面。总之,陶渊明的一生及其诗文,则是悲壮之气与悲怨之气相得益彰的律动与嬗变。陶渊明在出仕阶段,“仕而达,济天下”的理想激荡着诗人的胸怀,悲壮之气流动于诗行之间,但每每有幽怨情绪的波动。归于田园之后,陶渊明真正达到“物我冥一”境界的作品很少,“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的悲怨之气畅流于诗文之中,但亦常有“少年壮且厉,扶剑独行游”(《拟古》)的悲壮啸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