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治文化和审美心理的张力作用，文体矫正，即对政治修辞的审美矫正，在三十年代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并且是推动新文体诞生和审美范式演进的重要原因。从对三十年代文学论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分析可以看出：兼顾政治的需要和审美的需要，力促时代之力和审美流程的同一是三十年代文学追求的显著特点，它直接决定了创作过程中对政治修辞的审美反思、提升和矫正。作家在三十年代里的文体调整过程表明：无论左翼还是非左翼作家，对文体技巧的选择和调整都表现出结合艺术规律反思政治表达的效果，最终向审关化的政治修辞靠拢的倾向。文体矫正直接决定着三十年代文学的审美选择。在题材选择方面，三十年代文学家强调“写实”和“客观化”，努力通过“生活实感”解决直接图解政治的审美问题；在处理情感方面，三十年代文学家为了减少政治激情对文体审美表现力的破坏，主张情感的节制。三十年代的创作以“有力”，既政治表现力和审美表现力的有机结合，作为评价创作的标准，并围绕这一标准创造和发展各种文体技巧，叙事结构安排、隐喻等问题由此被重视并得到长足发展，最终使时代之力得到审美的转化，成就壮美的风格。 文体矫正导致的审美选择是三十年代文体的审美转换和新文体诞生的重要原因。由于“客观化”的叙事技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节制作家直接在创作中插入议论或宣泄情感，促使他们把笔在生活细节上做更多地停留，相较“主观化”的叙事方式更有利于政治语境下创作的审美精进，因此“客观化”叙事技巧获得了优先发展的地位。这不仅使第三人称限制性叙事、对话、戏剧化等客观化叙事技巧在三十年代得到充分发展，而且还推动了新的文体的诞生和发展，可以解释速写体和社会剖析小说在三十年代的诞生和成熟；为了“矫正”概念化等审美问题，“象征”和各种“诗化”的手法被大量发展出米，为政治观念的表达赋予“诗意”，由此带来三十年代文体普遍性的“诗化”现象；对政治修辞进行审美矫正的追求也促成了讽刺体由“直白的讽刺”向“含蓄的幽默”的转变和杂文文体的自觉，也直接决定了这两种文体发展的限度。 研究最终揭示出审美的反思和矫正使三十年代对“广阔的社会人生”的追求转化为具有壮美风格的审美表现形式和文体，实现了现代文学在二十年代基础上的审关演进和转换。它同时启发我们注意“文学政治化”起点背后的张力，理解其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在后代文学中此起彼伏的消长，并揭示出外力作用与审美自主性之间的矛盾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