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东盟已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东盟国家作为重要的农业国,农产品贸易是中国-东盟贸易中不可分割的一环,而贸易成本是阻碍贸易流量的重要因素。尽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2010年就已建成,在此期间双方的大部分农产品实现零关税,但事实上中国和东盟间的农产品贸易成本仍居高不下。当前双方贸易成本主要构成已由显性的关税壁垒转变为各种隐蔽的非关税壁垒,对于中国、东盟双方,降低农产品贸易成本尤为必要,这对分析双方农产品贸易成本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找出降低贸易成本的机制提出了要求。贸易便利化核心在于简化协调贸易程序,加速要素跨境流通,涉及内容广泛,包括海关与跨境制度、运输、许可、检疫、电子数据传输、支付、保险及其他金融要求等诸多环节。贸易便利化水平可直接影响农产品贸易成本中的搜寻成本、签约成本、履约成本、运输成本、跨境成本、分销成本。事实上,贸易便利化与非关税壁垒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一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越高,相应的非关税壁垒也就越低。当前研究者倾向于选取外贸依存度、经济自由度、基础设施水平等代理指标衡量贸易便利化水平对贸易成本的影响,一方面对贸易成本影响因素缺乏系统分类,仅将影响因素简单划分为自然因素、基础设施因素、经济规模因素等,另一方面指标选取多以直接选取具体变量为主,缺乏对综合指标测度体系的构建。事实上这些因素只是贸易便利化的一部分,指标考虑不够全面。本文参考相关文献构建了贸易便利化测度指标评价体系,定量测度出2006-2018年东盟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结果表明东盟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差异明显,除新加坡一国属于贸易便利国家,马来西亚属于一般贸易便利国家,文莱、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越南、老挝、菲律宾、缅甸八国均为贸易不便利国家。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将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衡量其对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水平有效降低了双方农产品贸易成本。分指标回归结果显示,贸易便利化的四个一级指标中,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和电子商务水平显著降低了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成本,而海关效率和制度环境对其影响并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在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中,存在贸易便利化水平影响贸易成本,进而间接影响贸易量这一中介机制。且在这一机制中,与贸易便利化对贸易量的直接效应相比,贸易便利化水平通过贸易成本发挥的中介效应约占一半。最后本文给出了降低双方农产品贸易成本,从而促进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