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个案分析，结合吉迪恩·图里(Gidean Toury)的翻译规范理论，研究了汉语政治文本中冗余信息的翻译问题。　　 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传统的规定性的研究方法研究翻译问题，将翻译的视角局限于静态的封闭的文本体系，从语言学的角度评价译文的优劣以及规定译者应如何翻译的问题。近年来，大批译者将视野投向于更为宽广的领域-目的语的社会文化环境，把翻译看作一种历史和文化现象，用描述翻译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问题，其重点不在于制定规范，而在于做出价值判断，客观地描述实际发生的翻译现象。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图里认为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际活动，是一种受规范制约的活动，也就是说翻译受到不同语言背景下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也就是翻译规范。翻译规范对于任何文本以及翻译的每一过程都起作用，因此，汉语政治文本中冗余信息的翻译同样也受到翻译规范的制约。由于政府工作报告在政治文本中具有典型性，本文选取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个案分析，试图描述和分析此报告中冗余信息的翻译是如何受到翻译规范的制约的。　　 本文把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冗余信息分别从词汇、句法，以及篇章层面上进行了归类，并就每一类的冗余信息进行了一定的数据统计。然后根据图里提出的三种翻译规范-预期规范(preliminary norms)，初始规范(initial norms)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来探讨这些规范是如何在翻译作品或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以及如何操纵着冗余信息的翻译。　　 预期规范制约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的直接性。由于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可以加强国际交流，使国际社会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因此报告被译者选中来进行英译以加强国际交流。初始规范制约译者在倾向于忠于源语或倾向于忠于目标语的两极间进行选择，前者称为“充分性”翻译，后者称为“可接受性”翻译，图里把翻译放入译入语文化之中，侧重于“充分性”翻译，但同时认为初始规范并不是绝对的，译者总是在“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两者之间进行权衡。本文通过对各类冗余信息翻译的情况进行数据统计，发现译者考虑到政治文本的翻译目的，在翻译冗余信息时，主要以译语为导向，主要以“可接受性”作为其起始规范；但译者主要受到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这一规范的制约，在某些时候也不排除偏向于源语，以“充分性”作为其起始规范。操作规范控制着翻译行为中所做的实际决策。既然译者在翻译政治文本中的冗余信息时主要以“可接受性”作为起始规范，那么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大多会遵守目的语的一些翻译规范，也就是操作规范。本文探讨了译者在翻译政治文本中的冗余信息时所遵守的操作规范，以及译者如何在这些操作规范的制约下分别对范畴词、四字冗余结构、冗余结构词、冗余修饰语、重复结构及其他冗余信息进行翻译的。　　 从理论上讲，本研究丰富了翻译规范理论在非文学领域的研究。从实践上讲，此论文客观地解释了译者在一定的语言文化环境下对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所做出的翻译行为，有助于了解译者在类似的语言和社会文化背景下所遵循的翻译规范，从而对其他各类政治文本的翻译将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