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蜚声世界文坛。在中国,惠特曼培植的清新的草叶早已扎根生长,他对中国新文学,尤其是对新诗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促进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作用。然而,当前学术界对惠特曼研究多集中在对他的个体研究,及其与中国个别诗人的比较上,并且较少从诗学的特性层面来进行比较解读,相对忽略了惠特曼对中国新诗的整体影响以及他在中国诗歌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另外对五四新文学时期的郭沫若接受惠特曼艺术精神的日本文化中介作用缺乏整体的认识和关注。鉴于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本文把惠特曼及其《草叶集》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纳入研究视野,力图对惠特曼诗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做宏观的、整体的观照。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论述郭沫若与惠特曼激情碰撞的日本媒介因素。作为郭沫若学习西方文化的中介和桥梁,日本的文化对郭沫若等中国诗人接受惠特曼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本章主要从日本大正时期从“实学”向“文学”的文化转向,文艺导向性实践以及惠特曼在日本的传播推崇来探究郭沫若接受惠特曼艺术精神的日本中介作用。第二章阐述《草叶集》的意象系统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本章以《草叶集》中大海、太阳、大路极具雄浑气势的自然意象和城市意象作为契入点来考察中国新诗的意象系统呈现出的现代性特征。在其影响下,中国现代诗人构筑了一个气势宏大的现代诗歌自然意象大厦,意象的恢弘壮美的品格与中国传统诗歌所崇尚的静穆和谐之美相比,完全是一种具有异质性特征的现代审美形态;并且中国现代诗人在其影响下把城市意象之花移植到中国诗歌的森林,突破了以自然意象为中心的传统的封闭的意象体系,促进了城市现代意象的生成和发展。第三章阐述惠特曼的行吟精神对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本章主要从诗学精神来探讨惠特曼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惠特曼为时代而吟的乐观向上、锐意进取的行吟精神让承担着时代责任和追求精神家园的漂泊流浪的中国现代诗人找到了生命的精神皈依,喜爱惠特曼的中国现代诗人不再像中国古代的诗人作家拒绝漂泊流浪,而是宁愿放逐漂泊流浪的脚步。并且他们在行吟歌唱中进射出的激情又使得他们异于传统及同时代一些漂泊诗人孤单的咏唱,他们的漂泊之涯因背负着时代的重任不再苍白,反而具有厚重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