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直以来都行走在语言和文化之间。从远古的神秘符号开始,文本的显在就与人类对自身境遇的追问和反思相联系,从达于天地的图腾,到现今各式各样的社会文化实体,从内化于身体的生命文本,到各种纸质或电子虚拟的文本形态,无一不表明我们身处在一个文本的世界中。甚至可以说,文本是我们的一种存在方式。20世纪中叶以前的研究中,文本是作为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对语言和主客体等问题的关注成为文本研究的重点,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本的研究范畴和视角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伴随着后殖民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纷繁迭兴,文本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帮凶开始进入理论家的视野。20世纪50年代后,哲学界“空间转向”的过程中,空间也作为文本成为理论家讨论的议题。约翰·汤林森的文本观念就形成于这一新的历史环境之下。他首先认为,文化是指特定语境之下,人们从其种种行动与经验所吸取的种种意义。而文化成为文本的前提就在于人们的意义体验,也即是一种全球化的文化体验。虽然汤林森断言全球化的文化宿命是走向同质化,但其实掩盖不了文本的权力关系与不均衡性。因此全球化时期的文化文本在作者地位、读者阅读等方面就表现出新的变化。本文以汤林森的文化文本观为研究对象,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简要回顾了文本的三个阶段和理论界的文本观念。前文本阶段是在文字出现之前,符号性崇拜盛行,先民将文本内化于身体的时期；文本阶段集中关注文字与纸张等结合后的“标准”文本,此时作者意识增强,作者与读者在文本认同上形成张力。而超文本阶段既是电子技术成熟的一个标志,是一种非线性的数据系统。文本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路径,一是偏于主体论的文本观,包括浪漫主义文本观,张扬了主体性,将天才、作家的想象以及情感看成是文本意义产生的源泉；作家论文本观主要关注作家的道德思想、阶级性以及生平等问题。第二条路径为偏于客体论的文本观,旨在对文本的语言、结构等进行分析,排除作者主体的影响,切断作者对文本意义的垄断和隐瞒。主要包括新批评和形式主义文本,结构主义文本观,以及罗兰·巴尔特的文本观。第三个路径是本体论的文本观,是指将文本纳入存在论维度的存在主义——解释学的文本观。受海德格尔存在观念的影响,伽达默尔认为,文本是被理解的给定之物,并把文本看着是“最高程度上的文本”。他将语言关注指向了文本,使语言之思得以具体化,文本也因此走向了本体论的视域和存在之途。第二章重点探讨汤林森的文化文本观。汤林森同样认为文化是最难理解的想象之一,对其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几乎不可能,因此不妨从整体上理解文化,把它与生活本身等量齐观。汤林森既不是把文化看成泰勒所囊括的几乎无所不包的“复杂整体”,也不把它理解为威廉士整理出来的较为具体的“表意实践”,而是把其界定为介乎两者之间的——“在特定‘语境’下,人们从其行为和经验中汲取的‘种种意义’,并从生活中领略甘苦。”这种文化定义不仅关注到了文化的当下性,而且涉及意义体验和主客体的相对变化。在全球化进程中,这种体验就涉及隐秘的文化入侵,权力以及话语的控制。同时汤林森在将文化作为文本时,解释学和文本主义理论都给予了理论上的支持,而且跨学科的研究也是文化文本得以成为现实的可能因素。汤林森的文化文本观虽然也从作者和读者等问题入手,但其关注点却不再仅限于文学范围之内。从全球化文本运作的角度来看,不均衡性在文本发展过程中凸显出来,于是发达国家的文本传播更加剧了知识与权力的张力关系。因此汤林森极力弱化作者在文本生成中的地位,不过帝国文本的语言优先权还是不断制造出虚假的和平神话。处于他者地位的民族国家的人们被抬升至具有抵抗文化压迫的“读者”形象,然而无论如何这种被隐藏的他者性在文本解读过程中很难达到与文本意义的视域融合,其最终只能屈从于强力文本的意义建构。值得注意的是汤林森的文化文本延伸进了空间之内,从而将空间这种文化形态文本化,揭示了空间生产中所包含的语言、话语、逻各斯以及空间的隐形意识形态。同时全球化过程中,各种文化艺术理想的实践也赋予文本以速度性,工业文明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不仅是文本的无限多样,而且是速度的美学快感。第三章主要探讨汤林森文化文本观与后殖民理论及文化研究的关系。虽然在文化的定义上汤氏异于后殖民的理论家,但在强国文本实践背后的形形色色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却趋于一致。在对文本的认识方面,汤林森所着眼的文化传播正适合于文化研究开放性的研究路数。汤氏所提出的文化文本的空间性和速度性更加开拓了文化研究的范围。本文在结语部分简要探讨了文本与人之生存的关系,揭示“文本”的意义以及文本人的形成。从现代科技和全球化的角度思考当下人生活的心态,从文本家园性的角度探寻我们的生存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