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以下简称《查信》）作为研究马克思晚年理论转向以及其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文献，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加之由此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引发无数的争议，成为长久以来学界的热点。　　通过考察，本文认为，学术界对《查信》的考察，逻辑和时间上呈现出从“问题”到“文本”两个阶段。“问题阶段”集中在对《查信》引发的问题，特别是“跨越”及其延伸的讨论。这些讨论大多在晚年马克思理论转向及其东方社会理论两大坐标下进行，又由于解释者兴趣及时代背景变化，逐渐脱离《查信》文本本身，趋向挖掘问题的普遍和现实意义。因此，在考察中，《查信》更多的是作为思想环节、论据、例证而出现。“文本阶段”则紧扣《查信》文本本身，关注的是这一单一文本所呈现的形式特点、表述变化等问题。本文的考察正是“问题”到“文本”路径转变的某种延续。　　《查信》文本中最令人注目的莫过于马克思的四易其稿。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曾拟四个草稿，一个正式回复。凡是读过此信的人都会几稿之间呈现的巨大差异所触动、留下强烈印象，并因此产生一系列疑问:为何草稿和正式回信无论篇幅还是内容都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如何理解这种变化？马克思在《查信》四易其稿之后，为何正式回复却如此简略，舍弃了草稿中论述的大部分内容？对于重点问题，即查苏利奇最关注的俄国社会前景问题，为何没能给出一个肯定性回答？又为何在正式回信中对此表示“很遗憾”？　　这一系列问题正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全文紧紧围绕这些问题的提出、分析、解决为主线，它同时也构成了全文的结构和主要章节:问题的背景（第一章）、问题的提出（第二章）、问题的解决路径（第三章）、问题的解决（第四、五章）、问题的回应（第六、七章）。　　从论文方法来说，与当前学术界大多采用的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有所不同，本文更侧重分析的方法。这一点不仅体现《查信》几稿文本的分析上，也突显在对以往原因的分析和解决路径的选择上，从而将对四易其稿原因的分析引向更深层——即讨论唯物史观解释层次的特点，并最终得出其深层原因在于唯物史观具体层次预测限度的结论。在《查信》这一个案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以小见大地透视了唯物史观解释层次及其预测限度这一特点。　　实际上，对于四易其稿原因及上述问题，学术界已给出了多种回答，在解释上皆具合理性。顾及当时革命形势，客观条件所限，避免引起误解等外部原因，提示了这些真实的现实因素的存在，而且作为外部因素确实可能影响马克思当时的选择。然而，问题在于，仅以上述外部因素出发的解释在面对进一步的提问时无法给出充分的回答。而以往给出的出于学术严谨性，在自身观点还未成熟时不妄下结论，以及受情感倾向驱使等内部原因分析，则都倾向只给出形式化的回答，而对它们背后的深层动因缺乏深入挖掘。　　本文认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对他当时遇到的问题的实质性探究和回答过程，造成了其四易其稿、最终表示“遗憾”。这就需要我们追溯其思考过程，探寻他到底出现了怎样困惑，并力图回答困惑何以产生。因此，本文要走是一条探寻内部深层原因的路径。这就不能再将《查信》作为某种思想的环节或例证，而是要回到真实的历史境况，将文本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揭示当时马克思写作《查信》的实质。　　当回到真实的历史境况，就会发现当时马克思处于“被提问的位置”，而《查信》实质上是一个关于具体问题“俄国公社命运”的历史解释，更确切的说历史预测问题。《查信》文本展示的正是马克思对这一历史预测问题的思考分析过程。无论是现代历史理论由思辨历史哲学向分析历史哲学的转向，还是历史解释的覆盖律模式理论，都向我们揭示:历史解释必然不是仅就个例从经验出发的阐释，必定是在一定解释框架之下做出的，必定带有其解释框架的特点。因此，《查信》表达的是唯物史观解释框架内的个案历史分析，其背后反映的是唯物史观解释框架本身的特点。于是，当我们试图寻找马克思为何四易其稿，正式稿中舍弃大部分论述表示“很遗憾”之原因时，必然要反思唯物史观解释框架本身:是否正是其解释框架本身的特点造成了上述问题。这正是本文所走的探寻内部深层原因的路径。这一解决路径促使我们暂时告别《查信》本身，转而去分析唯物史观解释框架的特点。　　文本通过考察，提出如下观点:　　第一，唯物史观的历史解释并非处于相同的抽象水平上，也就是，唯物史观的解释框架并非铁板一块，是具有层次的。正如康德指出理性有感性、知性、理性三环节，感性、知性有各自先天形式;唯物史观不同的解释层次也有各自的解释机制，其适用范围不同，解释力存在差异，不同问题应划归不同层次进行思考。　　第二，抽象层次的解释机制是“经典表述”和“演化序列”;具体层次则被称作“历史境况”。具体来说: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表述”作为抽象层面的解释机制，呈现一种简化的因果联系和决定论形式，具有最大解释力和最高的概括水平。它使抽象层面的历史解释具有确定性，并为我们解释历史提供了指导。“演化序列”是唯物史观关于宏观历史变迁整体上呈现秩序的一种抽象概括。“三大阶段论”作为其解释机制更具合理性，因为这一解释模式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考察标尺以及从后思索的方法这两大特点。　　具体层次的历史境况，是唯物史观面对具体问题而做解释的层次。虽然没有像“经典表述”那样明确说明，但是马克思在论述中多次表明了具体层次解释机制的存在。具体层次的历史解释，必定不是演绎性的，即它既不是先验地依据基本原理或结论推导而来，也不是依靠抽象层次的解释机制演绎而来。这一层次的解释机制是“历史境况”，即具体解释是对现实所涉及的各种因素全面评价和分析的结果，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具体层次的解释机制具有多元决定、因果解释和目的解释模式相结合、偏重实证经验研究、更依靠其他学科相关知识做出综合判断等特点。　　第三，正如一般历史理论所揭示的，我们只能提供历史运动的可能方向和大致结果，而不可能预知具体的历史细节。同样，本文揭示了唯物史观在具体层次历史预测上存在限度。具体层次预测存在限度，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做出预测，而是指出因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预测结果的形式和内容会出现限制。这种限制表现在:预测结果是一种或然性论断，或者列举关于可能性清单的形式，而不能从逻辑必然性意义上给出的精确肯定性结论。内容上，具体层次上可提供一种大致描述，而非充分信息，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不可能“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历史的开放性、历史预测与解释的差异、历史普遍命题的封闭性、主观倾向、专业知识应用的影响等是导致这种限制的因素，而理论的有限性则是其根本原因。　　分析了唯物史观解释层次的特点之后，本文重新回到《查信》文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唯物史观在具体层次上的预测限度，正是前面第二章所提问题——《查信》四易其稿最终表示“遗憾”的内部深层原因。这也正是对全文问题的解决。这一判断得到文本支持:在第五章重新回到文本，探究《查信》草稿独特的分析过程，挖掘了马克思在具体分析中遇到的两个关键性难题，揭示出当时在公社发展前景等具体问题上，马克思虽持有倾向性观点，但无法通过理论分析给出确定性预测的结论，并对哪些具体因素如何导致预测限制做了详细分析。　　至此，本文已经对问题给出了完整的回答。但是，我们还有必要对人们最为关心的“跨越”问题给予回应:虽然由于具体层次的预测限制，马克思在《查信》中没能对当时俄国能否“跨越”给予确切回答。然而，这并不等于“跨越”问题的无解，历史的实践已经给出了解答。这一答案就是俄国尤其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它向我们表明了，落后国家在“跨越”问题上可跨越和不可跨越的辩证关系。这也正是实践所书写的关于“跨越”问题的现实答案。　　同时，前面的分析也向我们提示:具体层次的预测限度并没有否定唯物史观的解释功能，唯物史观在历史解释方面堪称革命性理论，并对解释实践具有持续的指导意义。这一限度提示我们具体预测需要实际地具体分析，并要充分考虑各种限制条件，在历史预测上更为谨慎，避免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过分乐观，而应采取马克思在《查信》中所持的态度。正如康德对理论有限性的揭示为实践留出了空间，具体层次预测限度的揭示同样也给实践留下了空间。理论预测不能做的依据实践可以得到答案。因为，关于历史的真理从根本上是由实践去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