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投资顾问是金融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当代投资组合等理论,在线上对投资者进行基础了解后分析客户需求,然后匹配给客户相对应的投资建议。在域外,智能投资顾问还能自动发出交易指令,自动执行指令,并进行投资组合再平衡,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投资自动化。2015年,智能投资顾问首次被引入国内,并得到快速发展,已引起行业的关注。智能投资顾问具有普惠金融的特征,进入门槛低,效率高,人工服务成本低,但同时也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很难找到完全吻合其监管需求的法律体系,随着智能投资顾问的发展,很容易造成监管真空或者监管重叠。因此,探讨智能投资顾问的法律规制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除了引言和结论之外,为三章。第一章在简要介绍各界对智能投资顾问的定义后,归纳智能投资顾问的特征,然后从三个方面分析规制智能投资顾问的法律挑战,最后从法定义务的角度提出规制智能投资顾问的法律路径。智能投资顾问不仅存在责任主体不明的问题,信义义务、适当性原则等也衍生出新的内涵和要求。第二章考察域外典型国家智能投资顾问法律规制情状,以美国和澳大利亚为例,首先简要介绍该两个国家智能投资顾问法律规制的概况,其后侧重介绍讨论美国与澳大利亚智能投资顾问平台的信义义务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最后分析对我国的借鉴意义。第三章在分析我国智能投资顾问法律规制现状的基础上,以智能投资顾问平台的法定义务为中心完善智能投资顾问法律制度:修改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确立全权委托服务的合法性,给智能投资顾问的发展扫除障碍;加强投资者保护,完善纠纷解决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救济渠道;明确智能投资顾问运营者的信义义务;严惩违反法律法规的智能投资顾问从业者,以及创新监管,引进监管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