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的后现代主义不仅使整个人文科学“后现代化”,而且使得启蒙、现代性问题化了。由此提出了“启蒙的后现代反思”的新课题。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无论是启蒙运动,还是后现代主义,均非铁板一块、同质化之现象,由此决定了本文首先要对启蒙、启蒙运动、后现代主义等相关术语进行厘清。这正是本文第一、二章的主要内容。继而,为了更好地反思“后现代的启蒙反思”,我们就必须进入所谓后现代思想家的问题域及具体文本,将整体上的把握与细致的剖析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形成后现代思想家关于启蒙的批判或反思之基本判断。这是本书主体部分,即第三至六章的主要内容。从中,我们发现,一方面,利奥塔、德里达、福柯、罗蒂几位思想家对启蒙与后现代主义本身之认识并非一致,他们各自对启蒙问题的把握也各不相同:利奥塔着力于具有总体性霸权的元叙事批判,从多个角度揭示了传统启蒙机制之不可再续,尽管如此,他并未放弃后现代式的宏大叙事,并且以康德为师,继续了对于公正、自由之政治话语的积极反思;德里达在解构启蒙、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之同时,仍然坚持以此为遗产,并由此展开了带有“新启蒙”意味的新人文科学的论述;福柯则以高度的哲学自觉,重审了康德关于启蒙的论断,并基于“我们自身的本体论”的新理解,将启蒙定位于“批判”之上而将其过程化;罗蒂处理启蒙问题十分干净利落,以坚持启蒙的政治筹划——自由主义,而拒斥启蒙之理性主义。这些都迥异于学术界的常识判断。为了更好地理解哲学意义上的“启蒙”及其当代命题,我们必须回到18世纪的思想“元点”。在第七章中,我们从康德对启蒙的定界及其反对出发,反思启蒙—反启蒙的辩证法。结语部分,本文指出了存在于“启蒙的后现代反思”中的多重张力,勾勒出“后启蒙文化”的基本走向,并强调,应将启蒙视为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