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一个传统农村地区的人情消费受政府行政干预一事为研究对象,讨论和分析乡村社会“自我管理”意义上的政府“何为”、“何不为”和“如何为”的问题。笔者通过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展开文献资料收集、问卷调查以及访谈。结果发现人情消费的泛滥对当地村民的正常生活和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乃至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的行政干预行为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随着地方最高领导的调离,此社会政策无力延续,政府也未有管理创新,来进一步改善当地人情消费的状况。传统少数民族农村社会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其“乡土性”的“文化深层结构”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政府强制的行政手段以及制度性地植入,并非传统乡村社会管理的良药,应积极致力于建立政府与社会间“信息对称”的渠道,辅助村民达成“地方性共识”,严格遵循农民的“行为逻辑”,以更好地使乡村社会管理在乡土性和现代性急剧碰撞的大背景下独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