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闲集》和《济北诗话》分别作为朝、日两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完备的、具有诗话特点的诗论著作,具有一定可比性和研究意义。朝鲜与日本虽同受中国文化影响,却同中有异,各自发展出了本国特色。从两部诗话的文本出发,研究作品对中国唐宋诗学的接受以及“同源异流”的成因,既能窥见中国诗学思想在域外的流传与变迁,同时从一个整体的角度看待东亚三国文化,分析共通性和差异性,找到“同”与“异”的原因所在。《破闲集》与《济北诗话》都对中国诗话和唐宋诗人有所接受。两部作品皆受到了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影响,推崇杜甫、韩愈、贾岛、苏黄、杨万里等唐宋诗人,而《西清诗话》、《苕溪渔隐丛话》、《庚溪诗话》等宋人诗话也能在两部作品中看到直接或间接征引的痕迹,同时,《济北诗话》对《诗人玉屑》的内容与撰写形式都有所模仿。可见两部作品皆与中国唐宋诗人、诗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创作论、作家论、鉴赏论和辞格论四个方面,《破闲集》和《济北诗话》具有一定接受共性,这种共性主要源于中国儒家尤其是宋儒的影响。在创作论上,李仁老和虎关师炼都赞成诗有为而作;李仁老兼具“诗言志”与“诗缘情”两种创作目的,《济北诗话》则提出诗应“学道忧世匡君救民”;在作家论方面,李仁老和虎关师炼都肯定“天赋”的重要性;在鉴赏论方面,两位作者都提出了“知人论世”的鉴赏观点;在辞格论方面,两位作者皆推崇“精警”。两部诗话作品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评述对象、诗歌评论标准和对“隐士”态度三个方面。在评述对象上,《破闲集》侧重对本土诗人的评述,《济北诗话》则侧重论述中国唐宋诗人;在诗歌评论标准方面,《破闲集》与《济北诗话》在用事论、对格律看法以及对“理”的认知方面均存在差异,同时虎关师炼推崇“醇全”,而李仁老则倡导“天趣自然”;两位作者在对“隐士”的态度上也存在一定差异。李仁老对隐士持较推崇态度,虎关师炼则将古今隐士代表之一的陶渊明斥为“傲吏”,侧面体现了他对隐逸行为的不赞同。两部作品“同源异流”的原因有三:首先由于文化地域的影响;其次是时代背景的影响;其三两部作品分别受到了本土传统典籍的影响,这也使得《破闲集》呈现了“稗说体”化和“正史精神”的特征;《济北诗话》则受到了《歌经标式》、日本史传文学及空海《文镜秘府论》等作品的影响,因此《济北诗话》虽受到《六一诗话》的体例影响,却同时具有一定“钟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