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却日益凸显。2005年松花江的污染事件、2007年山西的黑砖窑事件、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如何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学术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展开,认为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主要来自经济、制度和伦理等方面。其中,经济动因和制度动因是主流的观点,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出于提高企业竞争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考虑,或是对外部制度压力的反应。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动因却往往被忽视,影响伦理动因的因素模糊不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只限于定性的、简单的、零碎的讨论,但伦理动因对新兴市场却至关重要,值得深入研究。在此,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1)伦理动因是否已成为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力量；(2)明确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伦理动因的主要因素,分析该因素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其中的作用机理是什么；(3)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动因进行实证分析。　　 本研究首先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三种基本动因:经济动因、制度动因和伦理动因,调查显示伦理动因已成为推动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力量之一。从伦理动因出发,本研究提出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运用高阶管理理论分析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内在机理,深入剖析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有限理性决策中企业高管价值观对其感知CSR环境的影响,以及对企业社会责任最终选择的影响,同时引入组织文化的研究变量,建立企业高管的个体和企业行为之间的组织桥梁,探析组织文化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的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并运用250份有效样本采取层级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最终获得了四个主要研究结论:(1)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作用不显著,其主要因为可能是企业高管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其提高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具体维度,上述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也基本成立,除了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慈善公益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2)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影响。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3)组织文化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但在具体的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上,组织文化承担着不同性质的中介作用。在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或分维度表现,以及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慈善公益)的关系上,组织文化具有部分的中介作用；在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商业关系)、2(环境资源)的关系上,组织文化具有完全的中介作用。　　 (4)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企业资源越充足,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影响越显著。但企业资源在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关系中调节作用的检验并没有获得通过,其主要因为可能是企业资源并不是影响它们关系的重要调节因素。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体现在:　　 (1)突破之前主流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经济观点和制度观点,跳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企业财务绩效”和“外部制度-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研究范式,从伦理视角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并进行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2)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驱动,提出企业高管价值观在社会责任决策中的重要性,建立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基本关系,并运用高阶管理理论剖析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两条基本路径,在这之前的研究中较少涉及；(3)强调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并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过程中承担中介作用,这不仅在企业高管的个体和企业的组织行为之间建立了组织层面的桥梁,而且构建了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决策或行为的崭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