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科学时代之前,科学知识是公有的,技术知识产权则由专利权保护,两者的界限是清晰而明确的。科学公有主义是默顿科学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院科学时期为科学共同体广泛认同和遵守。随着科学实践的变迁和科学哲学理论的发展,默顿基于本质主义的规范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逐渐失去了辩护基础。在后学院科学时期,众多研究者尝试重塑和建构新的科学规范,如齐曼的“后学院科学”规范等。但这些尝试并没有理清科学形态变迁后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生产的复杂情境,因而也无法理清当下科学与技术知识所有权的现状。要深入研究当下科学共同体所生产的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所有权规范,就必须以实践的科学哲学观重新审视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所有权规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理清两者在实践中所处情境的区别。在库恩之后,实践论的科学哲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实践论的科学哲学认为,探讨科学的一切问题都必须放到共同体实践的情境中。这一思路与伦理学研究中的实践论伦理学相契合。运用实践论伦理学中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视角,回到科学公有主义最初确立的情境中,可以深入揭示其产生的原因。科学实践的逻辑决定了只有知识的公开才能推进科学的发展,科学公有主义是为了保障科学共同体内部信息传播而设立的规范,这种规范是与共同体内部信息传播系统一起形成的。而信息传播实践本身是与信息技术紧密相关的,因此,当信息技术发展之后,该规范也随之改变。当下爆发的“学术之春”和“开放获取”等运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随着大科学计划的实施,科学共同体实践的主要目标从理论研究转向了技术知识生产。由于技术知识本身具有的生产要素属性,科学共同体也逐渐融入到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来,成为技术知识研发的核心领域。政府、企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生产实践,必然涉及权力支配下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等问题,仅用实践的伦理规范研究来探讨如此复杂语境下科学技术知识的所有权问题,显然是不够的。因此,还需要引入科学政治学的考察。从技术专利知识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人手,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视角,有利于理清技术知识所有权发展的历程,以及以《拜一杜法案》为代表的“大学专利所有权”产生的原因。当代科学共同体生产的技术知识所有权之所以呈现如此的形态,正是由于在技术知识的地方性迁移过程中,科学共同体拥有的权力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改变了利润的分配。随着该法案的推进,其对科学共同体产生的影响逐渐显露出来,一部分大学开始在科学和技术模糊的领域申请知识产权,从而使当代科学共同体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一现象的产生正是资本逻辑对科学共同体介入的结果。综上所述,科学与技术研究是一种实践,实践自身的逻辑决定了科学与技术知识的所有权。科学理论研究的实践决定了知识必须公开,这正是科学公有主义规范设立的原因,科学公有主义及其当代发展都与科学实践的变迁密切相关。随着大科学计划的实施,科学共同体开始生产技术知识,技术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和商品,就成为了科学技术实践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相连接的契合点,资本开始介入到科学共同体当中。技术知识生产过程决定了科学共同体拥有特殊的权力,因此资本不得不将一部分利润让渡给大学和科研机构,在追逐利润的逻辑推动下,科学共同体在当代发生了重要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