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一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建构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体系，需要重建中华民族对于自身历史的认同。因此，重构中国历史的体系，就必须抛弃“西方中心主义”，从中国自身的逻辑体系出发，“以先秦人还先秦人”、“以秦汉人还秦汉人”(张舜徽先生语)，回到传统特有的整体思维方式中去，回到中国历史自足的体系建构中去，回到整体的文本自身所原有的知识系统中去!只有真正了解了中国历史自身的逻辑，即通过对传统文本的“整体性解读”，才能进行“创造性诠释”，才能“古为今用”，发现真正属于中国的“历史智慧”。本文的写作，就是基于这一基本理论方法的认识，以《新语》文本的整体性解读为基点，力图探讨帝制初期中国传统政治理论自身原有的逻辑体系。为什么选择了“政治理论体系”?为什么选择了《新语》?因为政治是中国历史的中心，政治就是“天下秩序”，政治就是中国历史车轮的主轴。显然，这里的“政治”，其对象与范围远远大于现代流行的西方“政治”概念——中国人有自己对于“政治”的理解。从整体发展的过程看，中国历史存在两个显著的不同阶段：秦以前的“封建”时代，秦以后的帝制时代。两个时代均分别构建了其自足性的政治理论体系。陆贾的《新语》则是两个体系之间的承继者与启蒙者，影响中华帝国时代二千年的传统政治理论体系由他初步奠基，《新语》就是这个帝国政治理论体系的雏型。因此整体性、体系性地认识《新语》，就基本上认识了帝制初期政治理论的基本体系，也就进而认识了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品格特征。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对《新语》政治文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诠释”。下篇是关于《新语》历史定位的探讨。全文得出的基本认识为：1、自秦至汉初七十年的历史，是一个帝国政治的实验时代。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政治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其在政治实践中的应用，则起着维护这个体制正义，并促使全社会成员认同的关键性作用。陆贾就是这个帝国政治理论体系的最初奠基者，《新语》是专门为帝国制“造“的政治理论体系，而不是“学术专著”；是对汉初帝国统治集团的“政治启蒙”，而非学者论定的“文化传播”。陆贾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是思想家、文学家……。所以，《新语》不是当今学者津津乐道的哲学家、思想家与政治家对抗模式下的“道统”之作，而是站在帝国秩序的立场上，与统治者互动、合作甚至合一的、自觉的帝国政治理论体系建构。陆贾与刘邦们政治立场的一致，是《新语》政治理论体系得到汉初统治者集体认同并贯彻于政治实践之中的前提。所以说，陆贾是帝制时代政治理论体系建构的第一人，《新语》则是帝制时代的第一个政治理论体系。2、《新语》中提出的“因世而权行”的政治方略是汉初统治者实际运用的政治指导思想，陆贾创立的帝国时代新政治理论体系，在汉初的政治实践中，尤其是在皇帝的政治行为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决策中得到了切实体现，其所依赖的政治理论的基本灵魂就是因世而权行。这也是对汉初政治实践中诸子学术并存的历史现象最合理的解释。陆贾及其《新语》作为帝国官方的政治理论体系教程，不仅在汉初的政治实践中有突出的贡献，而且开启了汉代帝国政治理论体系建构的基本思路、基本框架，成为其后帝国政治理论体系成型的奠基之作。其政治理论体系作为显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体系的基本模式、内涵与结构形式，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体系有着重大意义。3、《新语》政治理论体系建构的逻辑进路是向传统的整体性“道术”回归与面对现实政治对诸子政治理论元素的重新整合与重构，它第一次完整地概括和阐述了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与范畴。它的历史思维、整体性思维、观象思维、经学思维模式，成为汉代政治理论体系建构的基本路径。而回归传统，则是当今世界政治理论重构尤其是中国当代政治学体系建构的必经之路，因此研究陆贾政治理论体系及其随后的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体系建构，对于当代政治学的认识与重构具有现实意义。4、从结构层面上看，《新语》是一个以“因世而权行”和“统理”为线索，从实践到理想设计为进路的递进式结构帝国政治理论体系。他为汉帝国政治实践提出了“两步走”战略，不仅适用于汉初政治实体多层级性的政治现实，同时也为其后汉帝国真正的政治大一统提出了前瞻性理论构想。从政治理论体系构成的基本元素来看，《新语》将天道、人道与治道看成是整个“道术”的构成部分，是“道术”的基本政治理论；而治道的具体化则为礼乐政刑四大基本范畴。但有鉴于秦政之过滥于政刑，陆贾着重讨论的是礼乐之治的问题。归结到具体的政治行为，则体现为以“君道”为核心的“道德仁义”观，本质上则体现为政治正义的理论问题。在政治实现形式上则以无为、教化、法度各自对应天道、人道、治道的要求为基本要素。5、《新语》政治理论是以帝王行为为核心的政治正义理论，是为汉初政治寻找合理化依据而专门针对秦政的正义缺失所作的修正理论。陆贾的政治理想“至德之世”，也不是对某一种单一诸子政治学说的单一继承，而是对诸子政治理论元素的重新选择前提下的理论重构。6、就《新语》的结构形式而言，其十二篇分别为政治理论体系的总纲、政治路线论、政治行为论、政治理想论、政治本质论、政治决策论六个部分，既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体系的总体性特征，又存在着为汉初政治实践进行理论体系设置的时代特色；既有“因世而权行”的现实考量，也有为中华帝国永恒的理论奠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