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是跨越国界的人类关系的总和,是行为体之间进行有意识互动的结果。它既然是在行为体的互动中形成的,就会在互动中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行为体互动关系的变化可能有两种方向:向前的进化和向后的退化。在国际关系中,进化和退化指的是什么,又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正是本文的研究问题。为了尽可能少受价值判断的影响,本文去掉了进化和退化的道德含义,仅仅根据在合作与冲突之间的变化趋势进行界定。具体而言,由冲突向合作的转换是进化,而由合作向冲突的转换是退化。国际关系理论对进化的研究比较充分,退化则是一个尚待开发的盲区。本文在借鉴一些间接相关成果的基础上,采取国际关系的社会本体论立场,用理性主义的方法研究一个建构主义的问题。本文认为,国际关系以“体系”的方式存在着,体系包括单元、过程和结构三个维度。过程是行为体之间的有意识互动,结构本质是互动中形成的一种规范。由于国际关系的进化和退化属于结构的变化,变化的动因必然来自单元和过程两个方面,源于行为体本身的变化引起的互动方式的改变。本文跨越结构和过程、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提出了一个链条式的国际关系进化/退化机制分析框架。这一变化机制包括三个环节:身份吻合度→有效支持度→时间维度。具体而言,国际关系的互动方向取决于行为体的态度,行为体互动的态度取决于其新旧身份的吻合度;在行为体新旧身份不完全吻合的情况下,国际关系进化或退化取决其在行为体中的有效支持度;而要形成真正的进化或退化,需要在时间维度上经历一个长期的演化。由于身份不吻合的现象广泛存在,进化和退化的关键是有效支持度,而支持事实上是政治参与问题。政治体系中的“参与”类似于经济体系中的“就业”,参与体系并从中获益者会认同体系中的行为规范。因此,要想推动国际关系走向进化,必须将尽可能多的行为体纳入体系中,以此提高国际关系结构的有效支持度,并将这种支持度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当结构的有效支持度不高,或者难以长期在高位运行时,国际关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退化。伊朗和土耳其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相背而行,为本文提出的国际关系退化和进化机制提供了佐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伊朗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土耳其处境极为相似,它们都是历史上强大帝国的残留部分,都有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传统,都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都与东西方列强长期为敌,也都处于深刻的内忧外患中。更为重要的是,两国政府都强力贯彻现代化战略,对内推进国家的世俗化和西方化,对外奉行亲西方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两国新旧身份的吻合度都非常低,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是有效支持度的差异。巴列维王朝的两代君主大力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激活了长期处于沉睡状态的社会群体及其参政意识。但他们实行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把政治参与视为对政权的威胁而不是潜在支持,因而把官僚体系以外的其他群体都推向了政权的对立面。二战期间和之后,美国和伊朗形成了“朋友”关系。伊美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峰值,6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王政权的衰落而退化。70年代中期以后,长期封闭的伊朗政治体系被迫打开,各政治团体顿时活跃起来,在一年多时间里就摧垮了巴列维政权,也导致伊美关系由“朋友”向“敌人”急剧退化。与伊朗的礼萨·汗改革一样,凯末尔主义也遭到了国内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但他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改革的后盾,又通过民主化和政治参与为改革凝聚支持,使改革在不断取得成果的基础上顺利前进,也使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凯末尔去世时留下了“政治遗嘱”,土耳其军队一向扮演着凯末尔主义最终捍卫者的角色,这种“文官治国、军队监国”体制使土西关系获得了强大的有效支持力量。历届土耳其政府大都按既定方针办,否则就要冒被军事政变推翻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