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创作生涯不足十年,却留下了近百万字的珍贵文学遗产。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一直根植于萧红作品的始终,这是萧红研究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本文把萧红近十年的创作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以萧红国民性思想为中心论点,以鲁迅思想及其作品为历史镜像,以萧红自身生命体验为注脚,论述萧红国民性书写的问题及其方法。绪论部分说明本文的选题缘由及其意义;介绍国内外萧红研究的总体情况。正文第一章以萧红代表作《生死场》与《呼兰河传》为主要论述对象,来分析萧红国民性书写的方法与批判路径。“物化”与“风化”,代表着萧红底层国民性的极致书写。第二章主要以萧红后期作品为论述对象,来分析萧红国民性思想的变奏。从对萧红前后期作品的比较中得知,萧红对农民生存状态的关照与对启蒙的理解发生了质的转变,萧红以本能的感知写出了国民性书写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这背后所反映出的是萧红国民性书写的悖论。第三章主要从萧红国民性书写的镜像与经验入手,来分析萧红国民性书写悖论的成因。作为一种镜像的鲁迅及其作品,启发了萧红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萧红纪念鲁迅的文字以及小说创作与鲁迅之间构成一种对话结构,萧红以她整体的生命历程,最终完成了对导师鲁迅的一个精神回应。虽然萧红在努力回应鲁迅,但鲁迅对中国历史文化探索的广与深,是萧红所达不到的。本章主要从知识结构、日本体验、时代影响、命运之殇四个方面入手来说明萧红之于鲁迅的距离,来说明萧红认知结构的悖论以及现代女性知识个体的悖论。结语部分对文章的主要观点进行总结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