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预嘱的理念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现代生命维持疗法(Life-Sustaining Medical Treatment,简称LSMT)的使用极大地冲击了人们关于生命时值、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的传统认知,引起了人们对死亡权的思考,随之而来的便是死亡权运动的兴起。在死亡权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激进派极力宣扬安乐死并且呼吁立法认可其合法性,由此安乐死暴露在社会大众的视野中,至于其是否合法,在国际上至今未有定论,仅得到少数国家的认可,而这些认可均建立在非常严苛的法律限制之上。当西方国家都在为安乐死的合法性据理力争时,比安乐死更为缓和的医疗预嘱悄然登上历史舞台。在我国,医疗预嘱尚无立法保护,医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可循,但可以从其他的法律中推导出医疗预嘱制度的理论支撑——病患自主权。对此,本文将从四个方面探析我国医疗预嘱制度的构建:第一章为医疗预嘱制度构建的基础理论支撑。本部分通过厘清医疗预嘱制度的基础理论,分析制度构建是否具备合理性。随着民间对生前预嘱、尊严死等概念的大量宣传,越来越多人关注到死亡这项权利,作为与生命权相对的死亡权,一经提出,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上,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据当前发表的论文来看,许多学者对此意见纷呈,有学者认为病患自主权源于尊严死概念,也有学者认为病患自主权源于自然死概念,学术界对病患自主权的定义各有其见解,难有定论。因此,要想厘清理论源头,势必要对尊严死、自然死、安乐死等相近的概念作出详细的分析和介绍。宪法所保护生命权在医疗预嘱领域内与病患自主权存在一定的“冲突”,需要加以权衡,确立二者间博弈之标准。第二章为医疗预嘱制度的域外经验分析。针对我国在医疗预嘱制度方面的立法空白,需要借鉴大量先进的域外经验。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均以普通法原则或专门立法的形式赋予医疗预嘱法律效力。笔者考虑到各国和地区的现状和道德传统,认为亚洲国家（地区）的相关做法可能会给我国带来更多经验和启发,比如说日本、韩国等国家（地区）。近年来,我国台湾地区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经过多次修改,后又出台“病人自主权利法”完善了安宁疗护制度,具备丰富的研究价值。因此有必要对域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进行详细比较,取其精华。第三章为我国建立医疗预嘱制度的现实条件。本章通过总结我国大陆现有医疗制度的相关规定和实践运行方面现状,分析建立医疗预嘱制度的可行性。过去的十几年来,民间力量对医疗预嘱基本理念的宣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后,学术界积极开展各类调研活动,探寻医疗预嘱制度构建的民意基础。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则提出医疗预嘱立法建议和提案,最后推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展试点活动,大多数城市开始了医疗预嘱和缓和医疗的探索之路,为后续立法不断积累有效经验。第四章为我国医疗预嘱制度构建的具体设计。本部分在探讨各种理论、实践的基础之上,选择一种合适的立法路径,建立起相关的法律法规,赋予医疗预嘱以法律效力。笔者比较赞同人大代表顾晋的提议,可以制定行政法规的方式,将包含适用主体、内容和形式、生效要件与法律效力、程序制度和法律责任在内的五个方面进行制度设计,最后通过其他相关法律制度完善医疗预嘱制度,保障医疗预嘱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