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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了解广州市外籍人员人口学、网络社交行为特征及HIV干预服务接受情况;探讨广州市外籍人员网络社交行为与临时性行为间的关系;深入分析影响广州市外籍人员HIV检测行为的主要因素。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进行横断面调查,分别利用线下招募和线上招募两种方式,收集2019年10-12月期间在广州市工作、学习和(或)居住的外籍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在取得知情同意后,分别对其进行线下问卷调查或网络问卷调查其基本人口学特征、网络社交行为特征、性行为特征、HIV检测行为特征、干预服务接受情况等。线下调查采用面对面的方式;网络调查采用社交软件与在线调查平台问卷星相结合的形式。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连续性变量采用均数及标准差,分类变量采用频数分布进行描述,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多因素分析,探究影响因素与结局变量之间的联系强度。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所有统计检验均为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结果1.社会人口学特征本研究共包括434名研究对象,其中线下问卷调查241人,网络问卷调查193人。其中男性297人(68.4%),女性137人(31.6%);年龄分布集中于18-61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1.0±8.8)岁;主要来自非洲的有343人(79.0%),亚洲83人(19.1%);职业为来广州经商的有202人(46.5%),学生209人(48.2%)。2.HIV干预服务接受情况42人(9.7%)最近3个月在中国接受过HIV知识宣传,11人(2.5%)最近3个月与朋友讨论过HIV预防知识,163人(37.6%)了解广州HIV检测场所。142人(32.7%)认为在华外籍人员进行HIV检测有困难,23人(5.3%)觉得自己感染HIV的风险高,17人(3.9%)表示有朋友告知其HIV感染状况。3.、网络社交行为及性行为特征251人(57.8%)在中国有网络社交平台认识的朋友,272人(62.7%)社交圈中有自己国家的朋友,198人(45.6%)社交圈中有中国朋友,225人(51.8%)社交圈中有其他国家的朋友,248人(57.1%)在中国密切联系的朋友数<10个,337 人(77.6%)经常使用微信,322 人(74.2%)经常使用 WhatsApp,191 人(44.0%)经常使用Facebook,51人(11.8%)经常使用Twitter,137人(31.6%)经常使用Instagram,188人(43.3%)平均每日花费在网络社交软件的时间在1-3小时。外籍人员中363人(83.6%)曾经发生过性行为,181人(49.9%)最近3个月与配偶/固定性伴发生过性行为,55人(15.2%)最近3个月与临时性伴发生过性行为,160人(44.1%)最近1次性行为时使用了安全套。4.网络社交行为与最近3个月临时性行为的关联性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平均每日花费在社交网络的时间>6小时比<1小时者更有可能发生临时性行为(OR=3.63,95%CI:1.31～10.08)。5.HIV检测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最近3个月内接受HIV检测的有170人(39.2%),自报HIV阳性0人;若发生无保护性行为,208人(57.3%)愿意主动寻求HIV检测;257人(59.2%)认为进行HIV检测的原因是想知道自身的健康状况。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累计居留时间在4-12个月者(与累计居留时间<3个月者相比,OR=3.65,95%CI:1.87～7.15),最近6个月内做过健康体检(与最近6个月在中国未做过健康体检者相比,OR=2.77,95%CI:1.69～4.55),了解在广州可以做HIV检测场所(与不了解在广州可以做HIV检测场所者相比,OR=2.54,95%CI:1.54～4.18)的外籍人员更有可能进行HIV检测。结论本次调查中来自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外籍人员艾滋病知晓率较低,网络社交行为较单一,健康需求较大,HIV宣传干预服务水平有待提高。近六分之一的研究对象与临时性伴发生过性行为,花费在网络社交软件上的时间越长者更有可能发生临时性行为。累计居留时间4-12个月、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并且了解HIV检测咨询服务的更有可能进行HIV检测,需加强宣传,采取综合性措施,促进其进行HIV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