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是魏晋时期重要的哲学家,他以寄言出意的方法注解《庄子》,将己意贯通其中,使其《庄子注》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哲学著作。该著对魏晋玄学的主要问题,如有与无、内圣与外王、名教与自然等问题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在《庄子注》中,郭象不再关注万物之前或之外的统一性,以肯定万物的差别性作为其立论的基础。他明确否定造物之主,反对以“无”为存在的根据,将目光转向有物之域,认为天地万物皆出于自生、自造。进而,着重论述万物各有“性分”。“性分”有两层递进的涵义:物各有性和性各有极。各有之性即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以往从类的本质意义上所言之性,乃是指万物的个体实存之性,它并无前定的内容,而是依实存本身而有;于有物之域中得其本性,则为真性,真性的实现与展开,是为性之极。由此来看,就人而言,本性的成就,便不是通常所理解的个体实存被动地复归先天的本性,而是要即当下的存在来确立和展开。这样,郭象实现了从“无”到“有”即从无之本体到有物之域的转向,为即现实而臻逍遥的人生态度奠定了理论基石。　　 在个体如何得性的问题上,郭象强调“自”,即个性自证、自成、自我完足。“自”并不意味着自私,故郭象又突出“顺”、“任”,主张“无心”,即反对以己制物,要求在自己证成性分的同时,亦不妨碍他者性分的证成。各证其性,最终亦实现整体的和谐;反之,整体的和谐又是各证其性的保障。通过无心以顺有,乃能个个圆成,与化为体。此种得性而化的状态,就是逍遥。这个过程,郭象概括之为“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其间包含双向的成就:实现个性的同时,亦获得整体的和谐。据此,郭象将逍遥落实到社会人生中,以逍遥统合内圣外王之道,融通名教与自然,化解他与我的对待,从而臻逍遥于有物之域。　　 郭象已经自觉地从心性的角度来解决天人之际的问题。他认为“天”不是万物之上的根据,而是万物的总名。所谓天然,即万物真实地呈现自身,如如地得其自己而然。万物能得其性分即为天(然),失其性分则为人(为)。因此人的存在当以明天然、得天然为正。如果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郭象则以人的得性工夫一天人,在实现整体和谐的同时,亦凸显了人的自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