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讨艾米莉·狄金森与感伤主义的联系。无论是狄会森的诗歌还是书信都有着一百多年的出版历史。这期间，各种评论家对狄金森与其所处时代文学环境的关联做出了不同的界定和修正。19世纪木的评论家和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主义学者们都着重强调狄金森的诗歌远远超越其同时代通俗文学的成就。为此，这些评论家都致力于割裂狄金森与通俗文学包括感伤主义文学的关系。狄金森也就被描述成了一个超越时空写作的隐士。随着文化研究潮流的降临，当代评论家们推翻了隐士之说以及关于狄金森与同时代文化隔绝的论断。然而，人们在研究狄金森吸收感伤主义文学元素这一课题上仍然避重就轻或者趋于简化。基于此，本文旨在论证狄金森在写作诗歌和书信时对感伤主义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作为一名诗人，她在一生的诗歌创作中始终致力于诘问和突破感伤主义文学主张；而作为一名女性，她始终不能在书信中毫无顾忌地向他人公然展示自己艺术上的叛逆性。在不同的通信对象面前，狄金森有意识地采纳和利用感伤主义道德准则来调整自己的形象。因此，书信揭示出了狄金森一直深受追求文学志向和遵循女性传统角色双重使命的困扰，她始终抛不开感伤主义道德准则的影响；而结合诗歌和书信则可以发现狄金森与感伤主义的联系是充满矛盾的。这种矛盾也给那些试图将狄金森与女性主义斗士或者感伤主义作家联合起来的评论家们带去了挑战。 本文第一章围绕着狄金森早期书信展开，尤其是早期写给少女时期密友苏珊·吉尔伯特和兄长奥斯汀·狄金森的信。这些书信体现了少时的狄金森已经有了文学志向，主要是通过书信语言来赢得读者；同时她也意识到感伤主义道德准则所提出的女性角色期望，而后者是不鼓励女性追求文学才智的。在写给苏珊的书信中，狄金森运用了大量感伤主义文学技巧来激发苏珊对其书信的兴趣；而在写给奥斯汀的书信中，她运用感伤主义来弱化由于展露文学志向而可能带来的不和谐。同样值得人们注意的是狄金森偶尔会在书信中流露出对感伤主义道德准则的不满，而这类不满仅仅流露在个别女性通信对象面前。总体上看，狄金森在通过书信与人交往时采用了感伤主义道德准则。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狄金森的诗歌在早期就显示出了颠覆感伤主义文学的倾向。因此，狄金森在早期书信和诗歌中展露出对感伤主义的双重性。 第二章主要论证狄金森在创作走向成熟后延续了早期对于感伤主义的双重性。书信方面，她对感伤主义的运用集中体现在与希金森的通信中。狄金森同时代女作家们纷纷为了出版而寻求男性编辑的庇护和指导，狄金森正是模仿了这种做法而开始与当时著名的文人希金森通信。虽然像在致奥斯汀的书信中一样，此时狄金森仍然利用感伤主义来促使希金森对她感兴趣并回信，但狄金森逐渐将感伤主义转化为向希金森暗示其反对感伤主义立场的载体。在诗歌方面，狄金森一如既往地直接挑战感伤主义话语。她运用“儿童”这一意象试验各种反感伤主义的诗歌创作。结合书信和诗歌，狄金森对感伤主义的态度仍然分化。在前者中她只是中闪烁其辞，在后者中她则大胆诘问、挑战感伤主义。 第三章着重论述了在创作走向成熟后狄金森对待感伤主义的双重性同样体现在书信中。在写给希金森的书信中，狄金森对感伤主义的束缚闪烁其辞，而她在诺克罗斯姐妹、霍兰德夫人和其他失去亲人的通信对象面前则全面展示了感伤主义道德准则所要求的女性美德。这些书信中体现的合作精神和传统形象与狄金森写给希金森的书信以及她一如既往的诗歌创作都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为人们定性狄金森与其同时代感伤主义的关联提供了相互矛盾的例证。不幸的是，当代评论家们与现代主义学者们一样都倾向于不能或者不愿全面正视这些相互矛盾的例证。人们往往选择性的利用狄金森对于感伤主义的态度的某个方面来为各自的批评话语服务。 论文最后一部分总结了狄金森与感伤主义间相互矛盾的关系。一旦突出该矛盾的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就会导致研究分析具有片面性。为了避免现代主义学者们的二元对立价值体系，我们在研究狄金森与其所处时代关系时应该摒弃偏见、把书信和诗歌都纳入研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