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论述西晋诗歌创作的历史人文环境，探讨魏晋诗风转型的政治前提、西晋后期诗运转关的现实基础、华靡、虚淡的士风与绮靡、平淡的诗风的关系、儒玄的兴替与诗风的秾淡的关系以及文学遗产的积累、三国人才的集结等问题。 第二章论述傅玄、张华与西晋绮靡诗风的初生，认为身处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的社会关系与出仕经历，决定了他们与正始诗人几乎完全不同的政治态度，从而决定了不同的创作心态；傅玄对气候物象的异乎寻常地细微观察、奇思妙想与精巧描摹，张华作诗的词法、句法与情调风格，皆已具有典范的意义；傅玄、张华重“情”而不重“志”，批判意志的缺失，需要柔性情采的补充。傅玄、张华的建国史诗，其文学意义不可忽视，正是这种施之于国家军政大典的颂美之声，引导晋初文风形成了明显的歌功颂德倾向。 第三章阐明“鲁公二十四友”与绮靡诗风的关系。首先考察“二十四友”的得名可能源自于诸侯友傅，其性质既是政治的道德的，又是个人的艺文的；其次论证“二十四友”产生的首要原因是“鲁公”贾谧的政治需要，它的形成更可能是贾谧逐渐邀请出来的；第三，加盟“二十四友”，乃是一部分热中声名的士人对于自身才情与政治前途的双重自信，藉以追求才情的充分展示与仕宦的快速实现；第四，“二十四友”文学圈子的存在，客观上有益于高质量作品的产生，高水平作家的涌现。第五，攀龙附凤的心境，博名求仕的动机，驱使“二十四友”之辈靡丽雕琢，争奇斗艳，“文章中兴”得力于此，而为文造情之弊亦源于此。 第四章试图探究与绮靡诗风判然两样、盛极一时却又似乎杳无音迹的永嘉玄言诗风的可能之原起、可能之作者与可能之面貌。首先分析“王武子辈诗”与平淡之体的关系，其次发掘“守道不竞”之士与“清静寡欲”之诗，认为它们是在背离缘情绮靡诗风的同时，还引导了理过其辞的平淡诗风。第三则根据《世说新语》的大量记述，结合《隋书·经籍志》的有关著录，推测晋末名士集团也许就是“永嘉平淡之体”的主要作者。最后论证了卢谌、郭璞与永嘉平淡诗风的诸多相似，并且分析了南朝文论对郭璞诗风认识的对立歧异及其不同的侧重倾向。 第五章阐发西晋诗风的二元对立之旨。指出魏晋文学的发展乃是复线演进，既“从建安到太康”，又“从正始到永嘉”，绮靡与平淡，主流支流互为消长。其次，一个朝代，两种诗风，对立如此之深，转变如此之快，从来罕见。其中既有哲学观的差异，更是美学观的对立，“诗缘情”源于“文的自觉”，“诗赏意”则来自“人的自觉”。第三特别指出，在“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标目之外，永嘉诗人还倡导了一个新的诗学理念——“诗赏意而忘言”。最后总论西晋诗风的偏胜偏失，正可互补互济，创作实践要勇于探索，而经验教训也更需要总结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