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92年中韩建交为契机，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1993年起猛增，2002年以后中国一跃成为韩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对象国。但是，现有的本土化相关的研究成果仍处于起步阶段，水平较低，并未对在华韩资企业本土化的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另一方面，各种研究经常使用“本土化”一词，但还没有对本土化的概念进行综合与系统化的整理。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本文的研究焦点在于立足有关本土化的先行研究之上，对在华韩资企业的本土化问题进行探究。具体来说，本研究对一直以来纷繁复杂的本土化概念进行简明而又多角度的重建。然后对两个大的问题进行调查:在华韩资企业的本土化类型因企业市场战略（或市场导向）及母公司规模的不同而呈现何种差别？;根据市场战略与企业规模的不同，本土化的类型与企业绩效关系如何？　　下面是本研究的新的发现:　　第一，进入中国的韩国企业根据市场战略和企业规模而表现出不同的经营本土化特征。战略层面的经营本土化水平根据市场战略表现明显的差异，管理层面的本土化根据母公司规模显示显著的差异。本研究的这种研究结果表明，内销为主的当地子公司通过在当地落实更多的附加价值活动设法适应当地异质的环境，通过对当地子公司委任更多的决策权来建立在如此的环境中能迅速应对的决策体系才是战略层面上的经营本土化的主要课题。　　第二，经研究根据市场战略和企业规模的这种不同的本土化特征与经营成果有无关系的结果，显示于市场战略和企业规模无关，经营本土化比战略层面的本土化更与管理层面的经营本土化模式有着更密切的关系。这说明，根据市场战略，战略层面的经营本土化情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对经营成果，相比战略层面的经营本土化，管理角度的经营本土化起到重要作用是因为与经营成果无关，内销为主的当地子公司比出口为主的子公司在战略角度的经营本土化水平体系高，但为了经营成果的提高也要细心考虑到管理角度的经营本土化。只是，对于相对附加价值活动的本土化比内销为主较低的水平，在出口为主中附加价值活动的本土化与经营成果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的一点可以留意。能了解随着中国出口环境急变，出口企业的附加价值活动的当地转移成为重要的战略性考虑因素。　　第三，当地网络的建立部分受到市场战略和企业规模的影响。战略层面的本土化和当地网络，当地网络和管理层面的本土化的关系，也可确认部分相关关系。根据市场战略和企业规模的当地网络建立水平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内销为主企业中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当地销售网络建立水平非常高。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如下:　　第一，对本土化的概念进行了重建。针对一直以来管理学领域被广为复杂化界定的本土化概念进行简明且多层次的重建。本研究将Westney(1993)的本土化解释、管理学界所公认的本土化因素融合在一起，成功地构建了本土化和绩效关系理论模型并对之进行实证研究。Westney(1993)“What gets done?”，“Who doesit？”，“How it gets done?”等三种维度来解释了跨国企业的本土化概念。本研究认为，“What gets done?”意味着价值链分布的本土化，“who does it?”代表人力资源本土化及决策本土化，“How it gets done?”意味着经营管理方式的本土化。然后本研究将在华韩资企业的本土化概念分为战略层面的本土化和管理层面的本土化等两个方面，战略本土化再分为价值链（附加价值活动的）本土化及决策的本土化，管理本土化再分为人力资源本土化及经营管理方式的本土化。作为本土化研究领域的实验性尝试，本文将会成为促进未来学术本研究界对本土化概念积极研究的契机。　　第二，本研究试图将当地网络包括在本土化的范围内。并作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模型。这是因为，如果说战略层面的本土化和管理层面的本土化主要涉及到企业内部组织，当地网络构建是从存在企业外部网络的特征来了解本土化。本研究在企业价值链活动当中，从当地采购、当地销售等方面来把握本土化程度。　　第三，问卷涉及面广，回收量大。目前，本土化相关的研究虽然较广泛，但以案例研究为主。即使进行问卷调查，其涉及范围也比较少，一般不超过两百家。这样的研究无法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本研究利用的问卷调查是韩国政府贸易投资促进机构KOTRA每年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具有规模性、权威性和可靠性。本研究者作为其机构的驻华人员，接触韩资企业人士的机会也特别多。　　第四，对韩国及中国政府都有用的政策参考资料。针对近期韩国“中国风险”之忧虑日趋扩散的情况进行实证分析，这对于客观评价对在华韩资企业的本土化程度，制定面向未来的对华投资方向都将颇具意义，同时为包括大韩贸易投资公社(KOTRA)在内的韩国政府机构制定对投资企业的支援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从韩国作为中国的主要吸引投资对象国来考虑，本研究对于未来中国吸引外资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也将带来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