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险社会、信息社会、服务政府背景下，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规制手段，公共警告行为已经在我国当下诸多行政管理领域得到运用，尤其是卫生、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等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公共警告行为以知情权理论、服务行政理念为理论基础，优于传统行政行为形式而具有可变性、弹性、创造性、引导性等特点，能发挥警示与风险防范、威慑与惩罚的双重功能，使行政管理机关灵活、高效的实现行政目的，因而备受青睐。公共警告行为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作出，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标，而非侧重于处罚效果的实现，手段具有非强制性，不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性质上一般定位为行政事实行为。正因如此，我国现行公共警告行为在实体法规定上、行为程序上、权利救济上都存在制度缺陷。制度规范性的缺失使得公共警告权存在极易被滥用的可能，公民的合法权益面临被行政权侵害的危险。因此，完善公共警告行为的相关制度，使公共警告权在行政法治轨道上正确运行，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为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公共警告行为的理论及实践运作的基础上，借鉴域外的成熟经验，以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为规制基础，从立法完善、权力控制、程序规范、救济实现等方面探索制度完善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