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蔓延,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给国际直接投资带来了不利影响,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企业放眼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增长,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15年“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加强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内生动力,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2015年中国迈入资本净输出国的行列,同期实际使用外资额为1262.67亿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高达1456.7亿美元,后者首次超过前者。与此同时,东道国制度风险对中国对外投资的负面影响凸显,制度风险引致区位选择动态变化的机理和传导机制成为了当前研究的热点话题。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在金融危机之前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之后,一方面发达国家调整了本国的经济结构,为中国企业的进入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高速发展,由发展起步阶段步入高速发展阶段,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增长迅速。近年来,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制度风险严重影响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合理有效的避免制度风险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中国企业的海外竞争力。新形势下,东道国制度风险的内涵与以往相比也有所不同,因此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指导“十三五”期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丰富了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相关理论。关于东道国制度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和细致研究,但得出的结果存在争议和分歧。本文认为除了样本的选择存在差异之外,现有研究未将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区分开来也是造成研究结论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不同,后者具有垄断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是资产利用。而前者仅具有局部竞争优势,存在两种投资类型: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和对发展中国家的顺向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交织着资产寻求和资产利用。因此,研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时简单的沿用以往研究发达国家的方法是有失偏颇的。只有将二者区分开来,才能清晰的揭示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关系。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特点,其次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经济制度风险、政治制度风险和法律制度风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再次本文选取了2003-2014年中国对45个东道国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通过顺向投资和逆向投资两个样本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无论顺向投资还是逆向投资,中国企业偏好经济制度风险低和法律制度风险低的国家,但对政治风险的考察结果却不一致,在顺向投资中,中国企业显著偏好腐败程度控制低和政府效率低的国家;在逆向投资中,中国企业偏好表现不明显。对于东道国市场和自然资源,无论是顺向还是逆向,中国企业均有显著偏好,地理距离的远近对投资多少有明显的反作用。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