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捕则例》是清朝重要的政治法律制度,也是清初五大弊政之一(剃发、异服、圈地、投充、逃人法)。《督捕则例》的主要内容是清代关于抓捕逃人的法律规定。《督捕则例》在形式上经过了入关前的“逃人法”和入关后的《兵部督捕则例》和刑部《督捕则例》;在时间上从努尔哈赤“缉捕逃人,特为创典”(1587)开始到道光十四年(1834)增入最后1条例,前后进行了240余年,各朝都有修订,其内容最终为109条373款,主要包括处罚“逃人”、惩治隐匿“逃人”的窝主、规定有关人员的缉捕措施和奖惩办法三个方面;在实施上,经历了清初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严厉实施、康熙三十八年(1699)到雍正二年(1734)缓和实施和雍正二年(1734)到清末懈怠实施三个阶段;在机构上,顺治十年(1653)十二月特设兵部都捕衙门专掌逃人事务、地方各省由派驻各省的满洲将军审理有关逃人案件,康熙三十八年(1699)裁撤兵部督捕衙门而将督捕事务“归并刑部审理”改称“督捕司”,雍正二年(1734)将刑部督捕二司一厅(前、后司,司务厅)改为一司。《八旗处分例·捕逃》、《吏部处分例·缉捕逃人》、《理藩院刑法·捕逃》补充了《督捕则例》的内容。清统治者非常重视《督捕则例》的修订与实施,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以前,一直被朝廷视为“第一急务”,因此《督捕则例》不但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关系到清王朝的政治体制与法律权威,也体现出当时的司法过程和行政管理过程。《督捕则例》的实施,并没有带来清朝统治者所希望的结果,反而成为满洲贵族入关以后执行民族高压政策的罪证,它不仅给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劳动人民造成了精神上、物质上的巨大苦痛和灾难,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抗,而且极大地影响到社会发展历史的进程,其社会效果极为恶劣。一是激化了当时的民族矛盾。由于清初大批逃人是满洲在与明朝的战争中从关内掠取的,许多逃人有家难归、求生无门,大量奴仆纷纷走上造反的道路;逃人法的实施使流民问题更难以解决;因逃人法严,对窝逃处罚更严,满汉官民矛盾突出。二是激化了阶级矛盾。由于在审理逃人案件上,满汉官员因认识和利益不同而出现分歧;逃人法重在窝逃,不但处理严厉,而且刑罚残酷,大大危及到汉官汉民的利益,因此遭到众多汉官的反对;逃人法波及范围广泛,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不惜以扩大株连以彰显功绩,不法奸棍借机欺诈勒索,受害的人数众多,民间怨声载道。三是毁灭了人们的爱心和人性。逃人法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承认了满族贵族占有奴仆的合法性,而且利用国家权力制止奴仆逃亡,以保证满族贵族有剥削奴仆的权利;因为查解逃人是考核官吏的重要指标,地方官宁可误抓而不愿漏查,宁可造成冤案,也不愿冒失察之险;窝逃之法十分严厉,“一遇面生可疑之辈,即使不是逃人,也该疑作逃人”,更不敢施舍救济,否则极可能杀身破家、连累无数。四是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逃人法不利于流民的招抚,不但影响了荒地的开垦,社会生产难以恢复,而且严峻的逃人法使许多人惨遭杀害,破坏和减少了劳动力,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也直接阻碍了商业发展。《督捕则例》在政治上体现了清王朝从“满汉畛域”到“满汉合一”的统治政策,表现出贵族与官僚政治的结合;在立法上,反映了以君主为主体的立法程序和融合应变的立法原则;在制度上,以连坐、利诱来构建国家的搜查体制,因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及社会文化基础,连坐或牵连,实际使得官吏们无心防逃与缉逃,最后导致难以协调运作。《督捕则例》也试图和其他制度相衔接,首先是试图发挥奖惩制度的效用,但轻赏重罚;其次是试图与考核制度结合起来,但以一项指标而定升降,忽略了综合评定;再次试图与监督机制相结合,但严厉督促不能替代连坐带来的后果。因此《督捕则例》规定虽然具体,但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功效。清初力行逃人法,是为了扩大满族的利益,满族的社会准则是以他们多杀为荣耀、以抢掠为富足、以“杀”、“抢”为核心,这也就决定了逃人法的实施带有民族镇压的性质。法律的良好运行需要法制的稳定,虽然法律有顺应时势发展的特征,但统治者为达某一特定目的而不顾整体时局,对法律任意变更,这一方面使法律更难执行,另一方面也威胁政治统治秩序,更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法律的实施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在传统政治体制弊端日益显露的情况下,恶法作为权宜之计会一时发挥作用,达到统治者某些方面的目的,但没有社会力量支持的法律,迟早会推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