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9年,我国名义GDP年平均增长率达15.7%,经济总量取得了快速增长,但同时这一时期也经历四次明显的经济周期波动,并且每一轮经济周期均伴随着投资与消费、利润与工资、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结构波动,这种存量流量的结构变化已成为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特征事实。然而,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之上的所谓主流经济学根本无法对此给出合理的解释,因为现实中以货币量值加总的所有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与技术(新古典的总量生产函数)是完全无关的,而是由社会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柳欣,2003),这就决定了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理论的分析基础是与现实经济运行相悖的,以生产函数技术分析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根本无法涵盖与解释经济变量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因此,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完全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彻底抛弃技术分析与实物变量,重点研究经济波动中存量与流量的结构变化,以此分析归纳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规律。本文首先对传统收入支出模型进行了修正,将企业成本收益分析与国民经济核算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基于货币量值的收入支出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经济形成周期波动的两个动态机制,一是企业利润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引致作用,以及投资向资本存量的转化,二是企业资产值变化所引起的资本存量与工资收入流量之间的结构变动。模型结论表明,正是资本存量与工资收入流量之间的结构比例失衡导致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经济内部结构之间的均衡比例关系是一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状态的决定性因素。在实体经济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随后又加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对模型进行了扩展,结论表明,经济波动中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变动将引起利率、抵押贷款比率等内生货币系统相关参数的变化,加速了实体经济存量流量的周期调整,使经济走势更加平滑；家庭资产选择的变化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增长变动,同时家庭资产选择变动对货币市场可贷资金的挤出效应更加强化了内生货币体系的自我调节机制；最终形成了一个以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相对结构变动为基础,商品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融为一体的经济周期波动模型。以存量流量周期模型为基础,本文随后分析了经济波动中的两种典型状态：产业结构失衡与经济“滞胀”。产业结构、收入分配、需求结构之间的循环作用机制累积放大了各产业之间在利润、投资、工资等方面的差异,导致经济波动中呈现更为严重的存量流量结构性失衡；凯恩斯式的扩张政策的连续运用则破坏了经济系统中存量流量之间的自发调节机制,正常的经济周期波动趋势被改变,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之间出现持续性的结构失衡,从而引发了经济“滞胀”现象。产业结构效应实际上解释了我国当前行业间发展差异、收入分配差异、投资与消费差异日益扩大的根本原因,而对“滞胀”状态形成机制的解释则为分析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经验分析部分,对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后的两个经济周期(1990——-2000年,20012010年)的分析完全验证了本文的存量流量周期波动模型,均是按照投资与资产值相对消费与工资收入高涨至周期顶点、然后相对收入流量快速衰减的路径运行。对2003年以来的经济波动分析表明,2008年底的经济衰退并非源于次贷危机的影响,更多的是由于2003年以来高投资所引起的存量流量结构失衡所致,是一次正常的周期调整,而2009年以来的财政高投入以及天量货币信贷使得失衡的存量流量结构进一步恶化,将会引起严重的“滞胀”问题,可以预测2010年及随后几年内我国投资与消费、GDP增长与工资、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等结构难题不但仍将存在,甚至会进一步加剧,引起更大幅度的经济衰退,这是本文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