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北宋可谓文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陈槙锷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到了11世纪前后的北宋时代。”①在有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架构下,北宋士大夫热切地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完整而崇高的人生价值,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由此更加硕果累累。作为“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②,北宋士大夫在文学、史学、哲学乃至自然科学上的造诣和成果,都在经世之学的旗帜下同他们的政治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士大夫呈给皇帝的奏议中所包含的大量丰富而深刻的历史评论,就是其政治与学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最佳证明。士大夫奏议中的历史评论纵贯中国历史,基本涵盖了古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切重大历史问题和现象,历史人物的优劣高下、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以及历朝历代典章制度的源流利弊,均是士大夫在奏议中评论的话题。而奏议史论与北宋时代背景之贴近,与士大夫政治实践之契合,均是其它史学形式所不能比拟的。本文即以北宋士大夫奏议为研究平台,以奏议中的历史评论为研究中心,通过对士大夫的奏议史论进行一次系统的收集、整理、归纳和分析,力图展现北宋士大夫论史、鉴史的最前沿、最直观的成果,进而以史学政治化为主线,将奏议史论纳入到北宋一朝具体的政治活动中加以考察,初步揭示北宋一代学术与政治的共振关系。本文由绪论和正文两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简单介绍了宋代取鉴史学的特点以及今人对其研究的概况。在北宋士大夫主导的政治环境下,以史为鉴的政治风气极为浑厚,史鉴形式丰富多彩。今日学者对宋代的史鉴意识作了深入发掘和高度评价,然而却大多以历史学家的经典著作为研究对象,北宋士大夫将历史学直接运用于政治生活的举动未能引起他们的足够重视。针对前人研究的缺失,笔者选取士大夫的奏议史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奏议中史论盛行的原因,对奏议史论对北宋政治的影响作了简要分析。接下来是正文部分,主要是对北宋士大夫奏议史论的分析和总结,分为六个方面来进行论述：一是北宋士大夫奏议中所体现的历史观。本文认为,北宋士大夫的奏议史论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循环主义历史观倾向。北宋士大夫对历史循环的解读观点的些许不同是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分野与对立的重要动因,并对宋朝的立国方针以及宋朝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是北宋士大夫奏议中的君主论。在宋朝士大夫看来,帝王在各方面的素质能力如何,直接关系到这个王朝、这个民族的治乱兴衰、生死存亡。将宋朝皇帝培养成道德纯粹、学识渊博、明智强干的帝国合格的统治者,是宋朝士大夫评论前朝君主的最终目的。三是北宋士大夫在奏议中重点评论的历史问题。总结前人在处理社会弊病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前车之覆辙,是士大夫奏议史论的一贯宗旨。士大夫评论较多的历史问题是吏治问题、朋党问题、财政问题、后妃问题、民变问题、宦官问题和民族问题。四是北宋士大夫关注的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宋朝士大夫并不是制度决定论者,然而他们对前朝政治制度的评论以及取鉴的实际效果却表明,“制度决定一切”是放之四海古今而皆准的真理。士大夫重点评论的典章制度是储君制度、选举制度、监察制度和军事制度。五是北宋士大夫奏议史论的其他亮点。一些士大夫见众人之所以未见,发众人之所以未发,历史研究和奏议评论触及到了其他人所忽略的问题。不能因为这些评论未能造成较大的政治影响就无视其巨大的史学价值和现实价值。这一章节选取了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最后论述宋朝士大夫奏议史论的特点。士大夫的奏议史论有三个特点：强烈的道德至上倾向；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深重的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