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休是唐五代时期的著名诗僧,他生活于禅宗大发展的时期,佛禅思想对他的影响巨大。本文着眼于发掘贯休诗与禅的内在联系,是对贯休诗歌研究的一种开拓性尝试。这不仅是对贯休“诗僧”身份的重新确认,拓宽诗歌的研究范畴,更能解决禅作为一种哲学,是如何能作用与影响人们的思想、生活和文学创作的问题,同时也为唐诗与佛禅的研究提供典型案例。第一章简述贯休的生平和佛禅修习的社会背景。贯休生逢乱世,一生漂泊,云游四方,晚年安居于蜀,其毕生行迹主要集中在南方。其时恰逢禅门的转型时期,南宗禅大盛于南方,青原行思一系和南岳怀让一系成为禅门的中坚力量,推动了禅门的大发展,其中以马祖道一为代表的洪州禅成为禅门的中流砥柱,同时公案、机锋、棒喝初露端倪,五宗的格尚未正式形成,而北宗禅仍有活动,并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贯修习禅的背景不容忽视。第二章探讨贯休诗歌内容的禅学特色。探讨佛禅思想对贯休诗歌内容、思想方面的影响,以及贯休对佛禅思想的接受。贯休坚守禅宗以“心”为绝对本体的传统,重视心性的修炼。他一方面以独坐、本心的无所执着及六根圆融的方式实践惠能的禅法,在静中体悟真如永恒,一方面却没有放弃北宗禅渐次修行的路数。他受到马祖道一“平常心是道”“触类是道”及牛头禅“直行放任”的影响,以自在、自由的态度,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平凡的佛性我,在佛性向人性回归的过程中又不乏临济禅之机锋、棒喝的影子。贯休对佛禅思想的接受较为驳杂宽泛,他即世间而离世间,表现出禅门在唐五代时期的“过渡性”特点。第三章研究贯休的诗歌构思与禅意思维。诗与禅具有同构关系。在艺术思维上,贯休的苦吟原则与禅定的冥想有关,其一元论的思想来源于禅宗的中道观,在“物我互观”的双向交感运动中,更注重主体心性的修炼和创造。诗歌重直观、重体验、重感知的特性与禅宗的观照方式不谋而合,因而,在审美情趣上,贯休崇尚不造作、不假修饰的“自然”,崇尚合规律与合目的的“人情”,崇尚迷离恍惚的“氤氲”之境。在形式技巧上,贯休以偈颂体表现世俗世界,化用佛事、佛语表明自己对儒家思想的会通和合,实现了诗与禅的交流。第四章论述佛禅视野下的贯休诗歌的地位与影响。贯休的诗歌呈现出“粗而雅”的特点,即由俚俗向清雅的过渡。贯休“以诗笔为佛事”,其诗中的“俚俗”和“人情味”,恰迎合了宋代“以俗为雅”的审美取向,并且推动了文字禅的发展,为后世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