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正处在结构转型的阵痛期,经济增速明显下滑,部分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经营业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为了助推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应对经济危机后全球开展的减税浪潮,我国政府也不断出台减税降费政策为企业减负,在增值税方面,从增值税扩围到两次增值税税率降低,有效减轻了企业的流转税税负,在所得税方面,不断提高研发支出、人力资本的减税效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部分企业仍觉税负痛感加剧,一些学者将这一现象归功于经济下滑、税制结构、产业结构等,并没有从微观角度去刻画和解释这一现象。从屹研究了制造业企业的税负痛感,认为原因在于企业经营业绩下降时形成了税负刚性的特征,基于此,有学者借鉴成本粘性的概念,提出了税负粘性,并运用微观数据证实了我国企业税负粘性的存在性。但不同于销售管理费用,管理者出于自利动机不会在业绩下滑时维持较高的税收支出,因此管理者乐观预期、调整成本等对税负粘性不具有解释的力度。由于税收的主体既包括征税方（即政府）,又包括缴税方（即企业）,政府的征税活动和企业的避税行为都会对企业税收支出有较大影响,因此本文主要从政府征税努力程度和企业税收激进程度来解释税负粘性。在税负的衡量上,考虑到流转税的最终负税人不是企业,采用所得税支出来进行衡量,主要研究企业所得税的税负粘性。本文在此基础之上,利用2009-2018年上市企业微观数据,采用成本（费用）模型验证了我国上市企业是否普遍存在税负粘性的现象,并从内外部因素的角度,分别验证了征税机关的征税努力程度和企业税收激进程度对企业税负粘性的影响,同时进一步研究了不同区域、不同产权性质之间,企业税负粘性是否存在显著差别。在文章的具体安排上,本文分为6个章节,第一章为引言,主要提出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等,并就本文的贡献与不足做了简要评述。第二章梳理了关于成本粘性和税负粘性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本文的理论假设,即我国上市企业普遍存在税负粘性的现象,征税机关征税努力程度会加剧企业的税负粘性现象程度,企业税收激进程度会减轻企业的税负粘性程度。第三章阐述了两个解释变量（征税努力程度和税收激进程度）的定义和衡量方法,同时采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利用税柄法测算出了各个省份征税努力程度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简单的对比分析。第四章主要对本文的模型设计、变量选择、数据来源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第五章展示了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并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相关解释分析。同时为了使回归结果稳健,采用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行了内生性检验,同时采用替换变量、样本区间、模型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六章说明了本文的研究结果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在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了如下的研究结论:第一,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税负粘性的现象,且税负粘性的程度在不同产权和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别,一般情况下国有企业税负粘性程度显著低于民营企业,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税负粘性程度较低。第二,征税机关征税努力程度越强,企业的税负粘性程度就会加剧。第三,若企业采取积极的税收激进行为则会减轻企业的税负粘性程度,说明在现有情况下企业通过避税等手段获取的收益要大于因避税被查处的风险。根据上述的结论,本文提出了降低企业税负粘性的相关政策建议。首先,政府要平衡财政关系,尽量避免征税机关迫于地方财政压力提高征税努力加剧税负粘性,除了通过政府债券等方式增加政府增收的方式,也要提高政府征税的效率,减少征税或其他收入来源过程中不必要的支出。其次,进一步加强税收立法工作,减少征税过程人为可操作空间,通过完善税收制度来减少不同所有者主体或不同区域之间的税负差异。最后,增强企业盈利的能力,通过鼓励创新、引进人才等方式提高生产力,将经济的蛋糕不断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