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作为一种被我国现行法律明确禁止的辅助生殖技术,在庞大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已形成一条完整的商业服务链。代孕“屡禁不止”,黑市供不应求,“代孕乱象”频现,代孕纠纷频发。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我国代孕纠纷类案件主要争议点有三:一是代孕的合法性问题;二是如何制定代孕子女亲子关系认定规则,特别是如何认定代孕子女法定母亲;三是如何判定代孕子女监护权的归属问题。争议点间具有密切内在逻辑关系:代孕合法性问题与代孕亲子关系虽属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但该问题的合理认定有利于代孕亲子关系认定规则的构建,而代孕子女监护权的归属是代孕子女亲子关系认定的延伸,是亲子关系认定意义的直接体现。因此,在讨论代孕子女亲子关系如何认定的同时,也应当对另外两个法律问题进行分析、讨论。首先,代孕“禁而不止”的现状表明,我国“一刀切”式的禁止模式缺乏现实基础,禁止代孕之合理性难以论证。转变代孕的立法模式,有限开放代孕是规范“代孕乱象”的必由之路。其次,代孕子女亲子关系在代孕纠纷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之作用,是确立并保障代孕子女法律权利的基础。我们应清楚看到,代孕突破传统生育形式,给我国现行亲子关系认定规则带来严峻挑战,特别是代孕子女法定母亲难以确定。关于谁为代孕子女法定母亲,可借鉴域外代孕子女亲权转移制度,结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合理确定代孕子女法定母亲。合理适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亲子关系认定规则重构的重点与难点,法院应结合实际案件,从代孕类型、代孕当事人主观意愿、代孕子女年龄以及代孕当事人“监护能力”四个方面综合考虑。最后,法院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基本原则判定代孕子女监护权的归属,实现保障代孕子女权益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