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支修会,同时也是一个神圣的教育团体。它在教育事业上的投入成为整个耶稣会发展壮大的最有力支撑,也是维系欧洲地区天主教信仰,遏制新教思想蔓延的有效手段。不仅如此,耶稣会在欧洲本土被赋予的这些特性,在其成员前往亚洲之地传播天主教信仰时,也随之成为耶稣会在远东地区兴办教育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耶稣会将教育看得如此重要,初到亚洲,便极力促成了印度果阿耶稣会圣保禄学院的建立,用以指导整个远东地区的传教事业和教育工作。然而,此时建立的耶稣会学院,功能属性尚未清晰,学院兼具住院、修院、修炼院、后勤、学校等诸多机构的功能,一时之间很难将教育功能独立出来。不仅如此,此时的耶稣会还未能在普通教会神学校与耶稣会学院之间做出明确区分,常常将初级教育机构的神学校与耶稣会特有的教育机构—学院相混淆。耶稣会在印度地区关于教育的不成熟想法,是日本教会逐渐稳固时期教育事业面临坎坷的部分原因。自日本开教以来,日本教会的人才培养一直受制于果阿耶稣会学院,需要借助已经在欧洲接受过神学教育或者是在果阿完成教育的传教士的支援。因而很长一段时间,在日本传教的耶稣会士关于耶稣会教育特征的认识仍旧局限于果阿地区的实际影响。直到1580年代,耶稣会在日本京都和府内各自设立了神学校和耶稣会学院,才在神学校与耶稣会学院之间做出了明确区分,并分别开设了相应级别的课程内容。同时,耶稣会在印度地区的教育实践也为日本大规模的教育活动提供了借鉴,耶稣会在印度周边编写教科书和辞书等活动是日本基督教版书籍印刷出版的早期尝试。然而,随着日本国内政治局势的恶化,幕府禁教政策的逐步推行,耶稣会教育在日本面临巨大危机。鉴于中国澳门地区传教事务日渐成熟的事实,耶稣会的长上便在教育事业上寄希望于澳门圣保禄学院。恰逢远东地区管区权限大调整,日本管区和澳门管区各自独立,教育资源便也进行了大规模整合,不仅日籍学生涌入澳门,欧洲的耶稣会士也大多经印度来到澳门,进行深入的神学研究,澳门也随之成为耶稣会在整个远东地区教育实践的重要阵地,为教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耶稣会在整个远东地区的教育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1、成立发展阶段(1549-1574):耶稣会教育活动主要集中在印度地区,建立了果阿圣保禄学院。耶稣会在日本地区奔忙于教区的拓展,教育活动尚未有效展开。2、繁荣发展阶段(1575-1612):果阿地区神学教育机构继续发挥培养传教人才的作用的同时,耶稣会又在日本陆续建立了数目众多的神学校和学院机构。教育在日本地区发挥的作用日渐凸显,大有将整个日本地区基督教化的趋势。3、衰落阶段(1613-1650):日本禁教,耶稣会教育没落,澳门兴起,成为远东教育实践的重地。因此,被日本视为没落阶段的耶稣会教育,若从整个远东地区的教育发展来看,则是澳门地区耶稣会教育的全盛时期。然而,关于澳门地区的耶稣会教育实践活动已有学者做了详尽的研究,因而不是本文主要的讨论内容。本文将着重于第2阶段耶稣会在日本地区的教育活动。但是,对于第2阶段的论述不能脱离整个远东地区耶稣会教育活动的大背景,本文的讨论也将使用史料分析的方法,对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耶稣会教育机构进行比较,还原出澳门之前、之外耶稣会兴办教育的特色,以及它与澳门地区教育之间的关联。